不久前和公益律师郭建梅女士聊天，我问及宋山木案的进展，因为她是此案受害方的代理人。她说宋山木强奸证据确凿，法官不可能判决无罪。几天后，一审判决出来了，宋山木以强奸罪获刑4年，对受害人罗云(化名)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为4205.87元。宋山木当庭表示要上诉。1月4日，宋山木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坐牢当然是对犯罪者的惩罚，还受害者以公道，但是这个赔偿数目，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它离打官司的基本花费相差甚远，遑论精神补偿。既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想必有一套煞有介事的计算程式，但是越是如此，越显出法律的荒唐。既然强奸罪名成立，又为什么要让受害人赔钱打官司？

受害人认为判决和赔偿都轻了。但她仍然感到欣慰，“起码来说，法律给了我一个公正的结果”。这个公正的结果是指什么呢？从道理上说，是强奸者对她造成伤害之后，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但奇怪的是，这并非她的重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这个判决“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我是清白的”。一个强奸受害人要讨什么清白？她是怎样失去清白的？

从报案开始，罗云就承受着性交易的指责。不仅性交易本身意味着道德堕落——当然是指女方，男方也会被公众认为不道德，但是程度要轻得多，一般用不上“堕落”二字——而且交易之后翻悔告状，还面临着诚信危机。

并不完全像罗云想象的那样，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她的“清白”就悉数奉还了。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性交易，甚至有媒体以“性交易之辩”作为报道重点。还有人声称，这个判决是媒体“绑架”受害人，舆论操弄的结果。

法官不被信任，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是，这不是此案中舆论的重点。这类事情，无论真相如何，很多人也宁愿谴责女人堕落。山木公司那么多女人，总裁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你们几个(向媒体投诉宋山木性侵害者至少有三名女性)？一定是你们在某些方面太不检点了，不是衣服穿得太少，就是眼神不够庄重。就算总裁色迷心窍，你们就不能拼死反抗？

另外一些人可能没有这么浅薄。他们非常“理性”地看到，暧昧关系或者赤裸裸的性交易，在那样的公司相当普遍。就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像山木培训这类私人公司中，傍老板和事实性交易的确很多。但是如果能再“理性”一点，就会看到这多半是被逼迫的结果。在这样的公司，老板骚扰职员太容易，有些完全是明火执仗，既不会受到舆论谴责，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不少女性受侵害之后，默默离开，生怕有人知道，何谈报案与索赔？其中不少人还一直受到施害者的威胁，更不敢说出去。离开已经是非常果决的选择了，因为换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出了狼窝谁能保证不进虎口？因此，比较“划算”的选择是逆来顺受。

既然强奸案的民事赔偿这么低，愿意冒着舆论的压力控告老板的人，的确是凤毛麟角。因此郭建梅律师说她很佩服罗云，“她很勇敢地站出来了，说自己不怕丢人，不怕威胁，为了让别的女孩子不再受到伤害，她宁愿牺牲自己，一告到底。”说不怕可能是给自己鼓劲，因为郭律师同时透露说，“要知道每次开庭她都抖得不行。”

郭律师据此认为：“其实不管任何人受到伤害，不管你面对的是多么强大的一方，只要你能勇敢地站出来，坚定意志，依法维权，你就可能获得自己的权益和尊严。”单就一审判决而言，这个乐观的判断是成立的。但事实上，罗云所受的伤害并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罗云说：“其实从案发到现在，我的整个生活状态一直都是很焦虑的”，“因为这件事，我老是要换新的地方，每一次换地方我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件案子判出来了，我害怕我的信息公布出去，我们公司的人知道，我不知道到时我是否能够承受周围这些(人)给我的压力。(再度哽咽)我也不知道到时我父母会遭受什么样的压力，这些我都想不出来”。 

这让我想到河北省栾川县刚刚发生的一起悲剧：15岁的少女王甜甜，多次被一名邻居男子强奸及威胁，不敢告诉别人，变得沉默寡言，并用刀子多次自残。事情偶然暴露之后，强奸者被判刑6年，王甜甜则在宣判作出的两天后喝农药自杀，因为她承受不了人们的闲言碎语。

在这些闲言碎语中，被害人成为话题的主角，失去清白的却是她们。如果一个人并无过错，他/她就无所谓失去清白；因此，当一个被强奸的女人要去讨回“清白”时，就注定这“清白”无法讨回。舆论逼迫她去讨“清白”，无异于再一次施害。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