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互联网上的新闻和政治性讨论，但在防止网络诽谤和侵犯个人隐私方面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在，当国家立法机构正着手加强隐私保护立法之际，北京的一起官司让人们关注起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不受约束的网络文化是否已经走得太远了。

这起诉讼的起因是一名在博客上撰文写自己丈夫婚外恋的女子去年12月自杀了。她的死激起了公众对其丈夫王菲的猛烈炮轰，目前王菲已经起诉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和一名自然人诽谤和侵犯隐私。

被告否认了上述指控。一个由50多名高级法官组成的委员会已经对此案进行了研究，希望它能为解决涉及隐私权、互联网公司的责任和公众道德的问题创造判例。就在国家立法机构正计划加强隐私保护立法之际，一个由3名北京法官组成的小组已开始审理此案。

除了这起诉讼外，最近还有若干起事件凸显了中国网络文化中的矛盾。据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2.5亿多的互联网用户。政府限制外国新闻来源，压制对政治等问题的讨论。不过除此之外，中国的法律体系对互联网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对隐私也几乎没有任何保护。这就为各种各样滥用互联网的行为提供了孳生的土壤，比如“人肉搜索”，一些人专门挖掘、曝光那些他们视为违反公共道德者的个人信息。

香港大学法律教授Anne Cheung说，用互联网来实现让社会羞辱、监督和排斥一个人的目的，或是让个人实现报复别人的目的，这在中国社会已经变得很普遍了。

限制互联网滥用的举措令那些把中国的互联网活动分子视为推动变革强大力量的人担心起来。互联网上的公众压力是敦促北京在某些事件中保持相对开放的一个因素，这包括四川大地震和6月份南方一个女中学生死亡引起的骚乱。

Anne Cheung说，法律必须非常严谨、明确，以便抵消任何可能出现的“寒蝉效应”。

今年，美国杜克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和犹他州的一个西藏人成了有关西藏和奥运火炬接力的网上评论所抨击的对象。来自中国的反馈最后演变成污言秽语的电话、电子邮件和死亡威胁。另外，有两名年轻女子在网上发贴中对四川大地震的遇难者表现得冷漠无情，她们在身份曝光之后分别被警方拘留，虽然不清楚警方是要惩罚还是要保护她们。

法律体系更为成熟的国家在应对新技术方面有一些经验。在英国，网络诽谤的受害者可以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撤下攻击性的贴子，否则他们可能会被当作发贴者承担法律责任。在美国，可以发传票强令互联网公司公开网络用户的身份。

在中国，民事案件中法庭发出传票、迫使互联网公司公开用户身份的做法现在还没有听说过，而且隐私也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王菲的案子里，被告称因为公众已经可以从别的地方获得王菲的个人信息，所以他们并不算是侵犯隐私。

王菲的律师说，网络上的指责最后升级成了死亡威胁、在王家大门上乱写乱画；王菲在其雇主盛世(Saatchi & Saatchi)受到网民的骚 之后，被迫从公司辞职。盛世北京办事处没有回复记者提出的置评请求。

王菲的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张雁峰说，王菲拒绝接受采访，因为希望不要再受到媒体的关注。张雁峰说，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道歉，并且把非法材料从网站上删除。

王菲案被告之一大旗网(Daqi.com)的发言人说，该公司没有过失，因为它对来自双方的信息都进行了发布。该网站节选了王菲妻子的博客内容。另外两个被告──天涯社区(Tianya.com)和张乐奕没有回复记者的问题。张乐奕是王菲妻子的一个朋友，为她建了一个名叫“北飞的候鸟”的网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11月调查了公众对中国互联网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将近84%的受访者说，应该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和控制；其中有85%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行使这个职责。

目前中国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对个人隐私的更大保护。8月底公布了刑法修正案草案，该法案要求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保护他们接触到的任何个人信息，否则将可能面临入狱三年的刑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该草案的起草人朱志刚对人肉搜索一直持批评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主要网站已经开始为将要到来的变化作准备。热门在线网络QQ.com的运营商腾讯(Tencent Inc.)最近聘用了3,000人来运行搜索软件，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监督过激的网络行为。(来源: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