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醉驾：从三年到死刑，法官为何像醉汉？  
成都市民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法院认为，被告长期无证驾驶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无视交通安全法规和公共安全；醉酒后仍驾车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发生追尾事故后，继续驾车高速逃逸，说明孙伟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

    个人认为，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被告定罪，是正确的。但应否判处死刑而不是死缓，确实可以争议。二审期间，传来被告方极力赔偿被害人损失，以求得刑事和解，并进而获得宽松判决的消息。网络上有人批评道，这是“耍钱体制”。意思是，刑事和解是让有钱人耍钱买刑的体制。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而根据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或者起诉后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减轻判处。

    我国刑事法理此前认为，犯罪属于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与个人无涉，应由国家追诉。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往往不考虑被害人的情感和意愿，按自己的意愿，一意孤行。实践中，被告人悔罪态度究竟如何，由国家说了算，而不考虑被害人的判断。当国家判断与被害人判断出现差异时，就出现案结事不了的局面——被害人与国家较劲。

   正是基于对现行制度的反思，才出现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可能尊重被害人本人的意愿——当然是指在法律裁量范围内。本案中，鉴于被告人家庭实在一时拿不出全部赔偿金额，被害人家属中就有人说，算了吧，大家都是受害人。将人心，比已心。在此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指责被告家人挽救被告生命的行动。问题在于，这种刑事和解制度会不会成为富人“耍钱机制”？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这种担忧不能成为否定刑事和解制度的理由，而应将目光集中于如何保证法官们按照法律和法理，合理的运行刑事和解制度，防止其成为变种为“花钱买刑”。解决的方法是完善法院的组织制度和诉讼程序。限于篇幅，此不展开。

    就本案而言，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个人认为失之过苛。毕竟孙成铭的行为属于酒后醉驾，属于“放任的故意”，而非直接故意，与那种头脑清醒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有所区别。应该说，此前对于酒后醉驾者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往往三年，确实失之过轻。而本案判轻死刑立即执行，确属过重。刑法在执行过程中，畸轻畸重，也像一个醉汉。

    本案即使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定的刑罚就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供选择。酒后醉驾，有些仍可归入交通肇事罪,有些应纳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应依案情而论.究竟该如何定罪量刑,其间确有无限的空间.法律上,如何防止法官们像醉汉一样，作出与案情不符、让人发晕的判决？这才是本起事件最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完善我一再重述的人民陪审制，让人民群众来审判。只有让人民审判，才能让人民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