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著名打假人士、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创办人方舟子发布微博称，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药学系教授，我国第四批“千人计划”入选者，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院心血管药物研究所所长的王志国因2篇论文造假，被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关闭实验室。 

　　据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官方网站消息，该研究所主任T““dif博士在9月2日召开的记者会上介绍，王志国2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被相关期刊撤销，经严密调查，专家委员会认定王志国违背研究所的科研伦理标准及其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职责，研究所对此作出了免去其科研权力及研究者身份、关闭实验室、同时撤销另外3篇已发表论文的处理决定。而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9月2日报道，王志国此前已获加拿大联邦政府、相关科研机构及协会数百万美元科研经费，调查结果公布后，相关机构已冻结经费，并永久取消其资助资格。国内学术界对他的态度，目前尚不明确。 

　　然而，舆论并没有为这消息太过哗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校教师的不端行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历来尊师重教的国人倍感无语。 

　　——今年8月，北大一已婚男教授与一位云南女孩在丽江邂逅并发展为情人关系，之后两年中，女孩多次应这名教授要求来京幽会，该教授曾承诺帮助女孩上北大读书，但未成功。4月21日，女孩以曝光情人关系要挟，向该教授索要30万元。于是教授报警，女孩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检察机关批捕。对此，北大宣传部表示该教师已被停止教师工作，解除教师职务，但没有对外公布其姓名和院系。 

　　——2010年3月21日，西安交通大学作出决定:鉴于该校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从2007年12月开始，西安交大陈永江等6位老教授就开始实名举报李连生在申报“往复式压缩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获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但在举报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力，《焦点访谈》节目曾对这一事件作过报道。 

　　——2010年1月9日和12日，国际权威学术杂志《柳叶刀》和《自然》分别以社论的形式对中国的学术诚信提出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原因是2009年12月井冈山大学讲师钟华、刘涛被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指出至少有70篇发表在该报的论文中存在数据造假行为…… 

　　这些个案让人深思，一直为人们所尊敬的教师群体，为什么会随着所谓“世风日下”的浊流，一点点堕落?

　　学术造假道德下滑  考核偏颇管理失误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面前，高校管理者和教师恐怕还要进行自我考问:现在的老师怎么变成这样了…… 

　　“高校教师兼有教师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老师的不端行为一方面是师德下滑，另一方面是学者道德下滑，这是比较可怕的。”方舟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教师作为灵魂工程师要教书育人，学者要秉持学术的良心追求真理，这些人如果变得败坏，就说明社会已经非常腐败，连基本的底线都没有。” 

　　高校教师各种不端行为的产生，有个人修养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因素，在于教学评价体制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英国《自然》杂志在2010年1月12日的社论《中国科研，发表还是出局》(Pub1ish or  Perish in China)中提出，“中国学术评价体系存在问题，这一体系过于强调发表论文。”事实上，Pub1ish or  Perish 是一种学术制度，源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非中国特色。它与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ternure-track相结合，为了当上ternure，大学教师面临着持续不断地发表论文的压力，而这也是维系创新活力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制度面临的争议是，制度所产生的压力有利于年轻学者集中精力进行科研创新;但同时，它会让学者更关心发表论文，而不是科研项目本身，同时也会减少学者用于教学的时间和精力。 

　　“中国大学经常会对发表论文给予现金、住房等形式的奖励，而且这种发表论文的压力正与日俱增。”文章同时指出，中国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想法、官僚干预等，都是学术造假的原因所在。 

　　方舟子也认为，高校教师的不端行为，一方面是体制造成的，高校的盲目扩招，以及评估体系的不合理，使教育变成了盈利的产业，以论文的发表数量来衡量学术水平，逼迫一些人去造假;另外一方面，整个社会风气过分地商业化，过分地追求功利，也会对高校以及教师的心态产生负面影响。 

　　“学术不端行为的很大一个原因，是高校管理方式、方法的错误。对教师来说，管理考核评价的机制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教师的行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管理和评价都由学校行政机构主导，行政领导按照他们制定的指标体系对教师进行考核评价。这类考评体系有两大危害:一、使大学的办学定位和教育出现问题，现在的大学考核指标关注教师的学术研究，包括论文、课题、经费、专利等，而教学只算工作量，这导致教师精力向学术研究倾斜，教学不受重视，质量下滑;二、考评体系不合理，过分强调论文数量，促使人急功近利，教授以论文、课题经费来兑现工资，无法让他们安心于自己想做的研究。所以这些年来很多论文被指为垃圾论文，很多‘学术成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另外，由于这些论文、专利已经作为创办一流学校的重要指标，所以，在办学过程中，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也会被纵容，因为这些学术不端行为服务于这一评价体系，造假、抄袭的论文可以增加论文数量。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学校往往不会进行严格调查。”

　　法有规定校有规矩  虽有约束仍显乏力

　　为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相关部门和高校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我国，对教师的管理，大体是由国家指导，各高校内部具体执行的。针对学术不端等问题，科技部制定的科技进步法修订草案于2007年经国务院第18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规定科技人员需建立诚信档案，明确了对学术造假的处罚办法。教育部于2009年3月发布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提出“高等学校党委和行政部门要根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学术不端行为人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等行政处分;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于其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可采取暂停、终止科研项目并追缴已拨付的项目经费、取消其获得的学术奖励和学术荣誉，以及在一定期限内取消其申请科研项目和学术奖励资格等处理措施。查处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同时，成立了学风建设协调小组，应用了“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各高校在对教师的管理上，也都出台了一些规定。如清华大学公布的《清华大学关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暂行办法》(试行)，注明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范围、受理办法等。记者曾联系几所著名高校的相关负责人，请他们介绍本校的教师管理方式，但截至发稿时尚没有人接受采访。 

　　上述举措并没有对学术不端的行为产生太大的约束力，方舟子认为，国内没有规范的渠道接受举报，进行调查，作出处理，并且一旦涉及到地位较高的院士、校长等公众人物，校方本身的监管会非常受限制。 

　　在《焦点访谈》中，举报李连生的陈永江教授说，校领导甚至坦言“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按教育部规定，学术造假由本校学术委员会处理，涉及到校领导等学术委员会无法处理的情况，应该由教育部出面进行调查，但是没有看到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处理过这类事件。”方舟子指出，院士或者校领导的地位比较高，掌握的学术资源比较多，调查处理他们对学校是一种损失，所以靠学校本身监管不够，应该由国家级的机构进行管理。 

　　“现代大学的核心应该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是非常严密的对教育事务、学术的处理流程，也就是要求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而不是行政至上。”熊丙奇指出，我国高校对学术不端的处理，都是行政在主导，没有一个独立的学术委员会进行调查、听证、处理甚至听取当事人的申诉。 

　　高校内部自我管理的难以制衡、行政主导办学的不利影响，是我国在管理层面上对学术不端无法遏制的重要原因。 

　　而在国外，不少监管学术不端的有力措施值得比照与借鉴。 

　　美国政府于1992年成立的“科研道德建设办公室”是最重要的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官方机构，学术不端行为一经认定，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内将不得参与任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造假者的身份信息还将在网上公示。学术不端的调查和处理也遵循法律上的分离和制衡原则，以确保程序和结果的公正，其中的程序是:诚信官员负责评估，但不直接干预调查;同行的专家参加查询，但是一般不参加正式调查;正式调查由同行专家进行，但调查结果出来后，没有参加调查的监察官员和裁决官员才能作出是否行为不端的结论;裁决结果出来后，还有独立的上诉和听证。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尽管参与查询与调查的专家都是同行，但都不能存在利益冲突。 

　　在德国，由于强调学术自治这一宪法权利，政府没有成立专门的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行政机构，而是由学术机构自身来管理。学术造假行为不仅会受到各学术部门的纪律处分，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关的司法条文不仅涉及民法，情节严重的还要动用刑法。

　　敬业修身为世楷模  端正风气守护师德

　　在高校教师的种种不容乐观的行为背后，现代意义上的师德究竟该怎么定义? 

　　遥想传统文化里，中国人的尊崇对象有五:天地君亲师。天地为宇宙之至尊，君王为政治社会之至尊，父母为家庭之至尊，教师则为文化教育之至尊。“师者，人之模范也”，扬雄此语，定论了教师的身份。作为传道授业解惑、以培养学生精神生命为己任的教师，自身必须有超出常人的师道师德，才堪为模范。 

　　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论语》中所载他的言行无不体现着高尚的情怀。《为政》篇中人人耳熟能详的句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更是在坦诚地表明一种学术和人生的态度，在孔子看来，诚信是教给学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在教师身上，这应当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 

　　数千年之后，师德的崇高性被淡化为“教师的职业道德”，且这职业道德，似乎在一部分人那里仍有慢慢退守的趋势，直逼底线。 

　　“搞学术研究，不能造假不能抄袭不能有违规行为，这是底线，作为教师，应该用职业人的态度对待教育，我们不要求师德高尚，而是至少要对得起教师这份职业，要提供给学生货真价实而不是缺斤短两的教育。”熊丙奇认为，现在有些教育影响学生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不少大学信奉“成功学”，引导学生不择手段追求成功，这些实质是反教育。 

　　“现在的师德已经在底线以下，能保住底线的已经是好老师了。”熊丙奇感叹。但是他指出，不能过多责备教师的师德沦丧，需要看到目前教师的职业规范由行政制定，因为在行政下没法体现职业的属性，如果教师能把教师当成职业，那他们会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一些非职业的事务折腾。 

　　方舟子则指出，“挽救师德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一些制度化的建设，包括改变不合理的体制的弊端，建立有效的监督的机制，包括行政部门、政府的监督，还有舆论的监督。另外要做的是改变社会风气，当然这并不容易。” 作者：刘洋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