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就高技术产品的进口贸易而言，我国岂止是准入，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却并不愿意痛痛快快地准出；另一方面，就消费品的进口贸易而言，低端的消费品中国自身就是出口大户，不过对于高端消费品而言，我国又不鼓励过度消费。

　　由此可见，对于大宗商品的进口贸易，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面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也越来越大。因而，现阶段稳定进口政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便是在进口大宗商品过程中强化风险控制。

　　大宗商品价格越波动进口难度越大

　　直观来看，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稳定与否至关重要，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与否相关联。不过，现阶段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却十分频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在2010年已经上涨26.1%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上涨26.3%。在2009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拖累，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曾经下跌30%。

　　可见，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翻云覆雨之下，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相当桀骜不驯。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几乎都有上涨。总体来看，价格上涨幅度最为生猛的是能源类：2011年世界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比上年平均上涨31.7%，其中原油价格上涨幅度更是高达32.5%。其次是食品类大宗商品：2011年世界食品类大宗商品价格比上年平均上涨19.3%，其中粮食类大宗商品和饮料类大宗商品价格分别上涨19.7%和16.6%。其他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则参差不齐，2011年世界生产资料价格虽上涨16.4%，但其中的农产品类原材料上涨22.6%，而有色金属类原材料价格却比上年仅上涨13.5%。

　　进一步看2011年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依然存在总体意义上的上涨，但这种上涨仅仅体现为同比意义上的上涨幅度，而并非趋势意义上的上涨势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12月以美元计算的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提高5.7%。尽管这仍能说明2011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走势有所上升，但从2011年12月份的收盘价来看，却比4月份出现的年度峰值回落12.1%，而2011年4月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8%。

　　再探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变化与中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关系，可以说，两者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联系紧密。

　　毕竟，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于大宗商品的进口依存度越来越大。中国在铁矿石、石油、铜、大豆等诸多种类大宗商品上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进口国。一般来说，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之时，我国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很难不上涨。但作为贸易大国，进口价格的上涨幅度不应大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平均上涨幅度，否则与我国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称，说明我国缺少参与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之时，我国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可能会随之下跌，但作为贸易大国，进口价格的下跌幅度不应该小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平均下跌幅度。否则，也说明我国缺少参与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

　　固然，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增加不可能不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供应带来压力，进而推升价格的上涨。但遗憾的是，在2011年我国主要大宗商品进口贸易中，绝大多数种类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上涨幅度基本上都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涨幅，而只有个别品种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涨幅。大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在进口数量减少的同时，进口价格的上涨力度弱于国际市场对应商品价格的上涨力度。对于稳定大宗商品进口贸易而言，这种情况对我国较为有利。

　　2011年，由于受气候、种植面积等因素的影响，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大豆价格平均上涨25.8%。而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在此期间，中国的大豆进口价格上涨了23.8%。事实上，2011年中国进口大豆5264万吨，比2010年的5480万吨减少了3.9%。不难看出，中国进口规模的萎缩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大豆进口价格的上涨压力。

　　二是在进口数量增加的同时，进口价格的上涨力度强于国际市场对应商品价格的上涨力度。

　　就铁矿石、原油和天然橡胶这三大类主要大宗商品而言，2011年我国的进口价格分别上涨27%、37.1%和46.6%，同期对应的国际市场价格分别上涨14.4%、31.5%和31.9%，这种价格落差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前段时间进口规模的扩大有关。据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进口铁矿石、原油和天然橡胶的数量分别增加10.9%、6%和12.9%。这种情况虽然不利于控制进口成本，但作为当今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也很难完全避免。不过，客观来讲，进口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落差幅度比起进口规模的增长幅度来说要更为明显一些。

　　三是在进口数量减少的同时，进口价格的上涨力度强于国际市场对应商品价格的上涨力度。

　　据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进口未锻造铜及铜材数量减少5.1%，进口未锻造铝及铝材数量减少4.7%。与此同时，我国进口未锻造铜及铜材的平均价格与进口未锻造铝及铝材的平均价格却分别上涨18%和18.2%。在此期间，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与铝价分别平均上涨17%和10.4%，各自形成了1个百分点和7.8个百分点的落差。作为最主要的进口国之一，中国的进口规模萎缩不仅没有换来进口价格的下跌，反而进口价格的上涨幅度还要比国际市场上的对于商品价格上涨幅度高，的确有些冤枉。或许，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中国溢价”显灵吧。

　　大宗商品进口政策制定需有的放矢

　　虽然在欧债危机和波斯湾危机等一系列不利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捉摸不定的背景下，中国想要做到稳定大宗商品的进口贸易着实很难，但却是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制定大宗商品进口的政策必须有的放矢。

　　稳定大宗商品的进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不过，作为国际市场上的进口大户，稳定大宗商品进口反过来也有助于抑制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过度波动。目前来看，谁也不敢断言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不会再一次出现暴涨，但作为进口大户，至少我国自身不应当为国际市场价格的暴涨火上浇油。在考虑到中国进口需求的情况下，现阶段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诱因大致可表现为以下四大类别：

　　一是内源式上涨，也就是指主要由中国因素引发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目前来看，中国因素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驱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缺乏弹性；进口秩序混乱无助于提升在国际市场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由于国内资源总量与结构的约束，国内对部分原材料供求缺口越来越大；利用国内资源的难度较之以往也在加大，铁矿石、煤炭的品位越来越低，国内可耕地的剩余量也越来越少。

　　二是外源式上涨，也就是指主要由与中国并无直接关联的因素引发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目前来看，美国和以色列到底会不会对伊朗动武、何时动武都是一个未知数。而一旦动武，波斯湾的石油运输会不会中断也是一个未知数。世界其他国家的石油出口能否弥补这一供应缺口更值得关注。也要看到，在前些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先后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都构成了强有力的支撑一旦美联储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一定会有所表现。

　　三是普源式上涨，也就是指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而言，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作出贡献。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而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也必然会对某些大宗商品的开采成本形成“增项”。

　　四是混源式上涨，也就是指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仅与中国有关，也与其他国家共同出现的某些状况有关。比如，受共同气候因素影响，去年下半年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南方几乎同时发生了洪水灾害，增强了国际市场对大米供应的恐慌气氛，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也一度急剧攀升。

　　相对来说，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述内源式上涨情况，我国可考虑适度主动控制一下大宗商品进口的增长节奏；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述混源式上涨情况，我国依靠主动控制大宗商品进口也不一定就能够抑制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还需要与其他情况相似的国家进一步强化合作；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述普源式上涨情况，我国依靠稳定大宗商品进口也难以阻挡，但中国完全可以以此为切入点，积极参与全球积极治理；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述外源式上涨情况，我国依靠稳定大宗商品进口几乎不能起到约束作用，而是要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

　　三项工作稳定大宗商品进口贸易

　　去年上半年，笔者曾经预言，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走势将会出现短期熊市，中期兔市，长期牛市。现在看来，前两项预测对了。从时间上看，去年上半年所说的长期也快到了。以现阶段为起点，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在近期、中期和远期变化趋势不尽相同。

　　首先，近期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为例，一方面存在利空因素，如欧洲经济陷入欧债危机的困扰，中国经济也主动下调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存在利多因素，美国和以色列威胁对伊朗动武有可能会增加油价的风险溢价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今年上半年多空双方势力此起彼伏，很难说在短期内哪方面占绝对上风。

　　其次，从中期来看，随着欧债危机的风险释放完毕，随着波斯湾局势日趋明朗，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无论是多方势力占上风，还是空方势力占上风，都要有一个明确结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投机资本才有可能重新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兴风作浪。当然，国际投机资本有可能不断拉抬大宗商品价格，也有可能不断打压大宗商品价格，关键看哪一方面存在机会被国际投机资本“钻空子”。

　　再次，从长期看，大体上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还会上涨，毕竟未来的大宗商品价格要更多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但现阶段谁也不敢确认未来的大宗商品的替代趋势怎样变化。

　　不难看出，面对动荡不定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在维稳大宗商品进口贸易的过程中，后期我国的确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首先要做的“急活”与稳定进口大宗商品贸易直接发生关系。近些年来，我国在鼓励发展进口贸易方面一直在设计政策支持“套餐”，其中不仅包括在进口贴息、进口信贷、进口信用保险等环节加大政策完善力度，也包括改善进口结构，扩大从自贸区成员、逆差较多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等具体措施，关键是要在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下积极“落地”。

　　其次要做的“慢活”与稳定进口大宗商品贸易间接发生关系。从为稳定大宗商品进口创造良好环境的需要出发，今后要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强化节能减排力度、规范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采购大宗商品过程中的竞价行为，利用G20平台参与全球大宗商品治理、积极开展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下更多功夫。

　　再次要做的“技术活”就是要从控制、化解、消化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风险入手，稳定大宗商品进口贸易。例如，中国公司在利比亚、苏丹、赞比亚、秘鲁等国家遇到的困难乃至损失说明，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巨大风险。也要看到，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可能遇到损失，也有可能遇不到损失，而不实施“走出去”战略则一定会遭受损失。从稳定进口大宗商品贸易的货源保障来看，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因而更需要在进一步增加风险意识与强化风险控制的前提下，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又如，利用境外期货交易所可以锁定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但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因而更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风险防范能力，才能为稳定大宗商品进口贸易保驾护航。

　　至少现在看来，未来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比以往更难把握，因而会增加针对进口大宗商品贸易的维稳难度，如果仅靠我国自身努力来稳定大宗商品进口贸易，也只能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在特定范围内发挥作用。总之，对于稳定大宗商品进口贸易与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这两方面而言，都会对我国带来挑战。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