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产业的春天来了
- 来源:商报网-国际商报 文章作者:孟妮
时下,欧盟与各国的“碳税之争”正酣,让不到一个月前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7省市启动碳交易试点的话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据了解,在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试点名单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榜上有名。这一名单释放出的信号显而易见,即我国在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背景下,为今后“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探索。
试点意欲何为?
尽管碳排放交易在全球,尤其是欧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在国内,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实行强制减排制度,碳交易还较为清淡。
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告诉记者,碳排放交易最早始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紧接着,2001年,作为先行者的欧盟率先启动了碳排放交易,之后,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引起了全球对碳排放交易的关注。中国正式提出碳排放交易是在“十二五”规划中。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我国实现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9.1%、节能6.3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亿吨的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国又确定了“单位GDP能耗下降16%、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除继续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之外,还将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探索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节能减碳。
毕建忠表示,中国把开展碳交易试点作为“十二五”期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基于一种共识:高排放、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我国的发展需要了。提高单位GDP效能将成为新的发展目标,单凭搞税收、关停并改不行,碳交易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已经在碳排放交易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早在2010年,中国就在五省八市启动了低碳试点工作,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更是在3年前就已成立并开展自愿减排交易。上海举行世博会期间,万科馆等一批展馆都参与了自愿减排交易项目。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核心驻场会员及国家第三批备案的专业环保节能公司,其董事总经理朱伟卿十分看好七省市碳交易试点的启动,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构建标准化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到了势在必行的阶段。试点将促进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以较低成本实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为建立国家级交易平台做准备及探路。
而对于入围的七省市,朱伟卿认为是出于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来考虑的。从目前状况来看,这样的选择是可行的。因为就上海而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早在世博期间就已经做过相关的自愿减排项目,已经有一定的经验。而且,为完成2020年的减排目标,国内进行碳交易是必然的趋势,加上国家的大力政治力度的推广,先从重点企业开始实施减排目标,通过合同能源管理公司,比如宝碳,对企业进行节能减排,通过碳盘查和碳披露,进行自愿减排碳交易,难度不大。
毕建忠对此也有同感。在他看来,试点是在为全面铺开做准备,各地可根据自身情况,各自出发,经过一两年的摸索,总结出适合全国的统一的模式。
肥肉还是浮云?
中国发展碳排放交易,不仅是形势所迫。很多业内人士分析称,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启动将有望推动国内碳产业迎春。朱伟卿就表示,随着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生产成本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比例有所下降,而低碳产业却有望因此受益。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测算,2008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为69亿吨,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2%。另据有关专家测算,到202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接近100亿吨,有可能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3%。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只承担自愿减排的责任。
不仅如此,中国还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全球碳交易活动最主要依据《京都协定书》规定,允许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去购买一部分减排量,用于抵消规定的指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可提供的CDM项目(清洁发展机制,即主流的减排交易项目)占到世界总需求的50%以上,截至2011年三季度,中国获签发CER(核证减排量)数量超过4亿吨,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但目前中国CDM项目主要“出口”,国内市场几乎为零。
朱伟卿甚至觉得,未来碳产业的发展将不亚于石油市场。如此乐观的不止朱伟卿一个。在2011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论坛上,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就曾表示,目前气候问题在全球已经演化为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全球碳排放交易量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3.5万亿美元,或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在国内,就有人质疑,北京、天津、上海三大交易所成立至今,没有一桩交易完成,前景堪忧。对于这样的传言,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表示,目前,国内的碳交易的确不是很活跃。这是因为,一来,碳交易市场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市场,是基于需求的,需求是来自政策的,而我国目前还是非强制性减排国家;再者,从企业的角度而言,企业对碳排放的热情还不太高,国家对企业还没有明确的减排要求。
据毕建忠介绍,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CDM机制下的碳排放交易,一些节能改造企业、新能源企业和能效企业,能借此获得成本和收益上的提高和增加,因为参与度较高;另一种是企业自愿的方式,这主要是一些企业从企业社会责任和信誉等角度自愿购买一些减排指标。“因此,从战略上讲,碳交易排放试点将引导一种发展的方向,但其对于整个碳产业的带动及发展,尚需时日。”
中创碳投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也表示,针对中国的碳交易试点,目前不必预设太多的假设和结论。当前,各试点都在对相关碳交易的实施方案进行设计,相关方案设计是否合理,将通过试点运行得以检验,成功的经验将会向全国推广。碳交易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无论是机制方案设计还是具体运行的管理都是这样的,对试点必不报太高的期望,因为试点本身就是在摸索,应该容许犯错误。中国只要政府有决心推进,早晚会取得成功。这对中国向低碳转型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也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机遇,相关行业应当提前做好准备。
破题从何下手?
尽管七省市试点是国家发展碳排放交易的又一重大举措,让业界为之一振。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还有很多难题和阻碍亟待破解。
北京市环境交易所总裁助理毕建忠表示,碳排放交易是一种高端的市场交易形态,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包括健全成熟的诚信体系、监控监测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碳排放交易要先从试点做起的原因,如果试点成功,就可以由此推广到全国,如果失败,则可能放弃。
毕建忠认为,要实现“十二五”的碳排放交易目标,需要先具备几大前提。首先是人大的立法和政府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其二是减排总量的设定和控制;其三是将碳排放量公平、合理的分配到企业;其四是第三方的MRV监测体系的建立;此外还要有行之有效的处罚措施和公开、公平的交易环境。其中,第三方MRV监测体系的建立是最大的难题。
据毕建忠介绍,因为第三方监测机构是市场化的,我国这方面的机构在技术、权威性等方面还有待提高。这就为有些想讨巧的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企业可能会想尽办法,收买或干扰第三方机构的公平公正,最终导致公众对其的不信任。
此外,从国家层面而言,发展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具体的参与者是企业。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碳交易很有可能加大企业负担。对此,朱伟卿表示,多数试点省市均在过渡期内为重点行业设置了“免费配额”,先参与试点的企业可以有充足时间进行技术改造,今后碳排放配额用不完时,就成为碳交易的“卖方”,并从“买方”企业获得收益。对于节能空间大,又能超额完成节能目标的企业是利好的,可以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入。
朱伟卿还表示,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首先先要树立一个节能减排的责任心,其次需要政府的推动,最后需要市场经济的刺激。中国碳市场现在还在酝酿当中,对于企业需要先做好准备,包括明确国内碳市场的时间表:可能先形成的自愿减排标准(2012~2013年)以及稍后的强制减排(2015年)可能在2020年与国际碳交易接轨,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国内方法学;以及大力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减排项目等等。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试点碳排放交易,这对广大中国企业而言是个很好的开始。
各地争赶碳排放交易大集
国家发改委今年1月中旬发布通知,提出在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而事实上,地方上的动作早已经开始。
北京◆◆◆
2008年,北京市建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3年来,北京环境交易所在碳交易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全国率先的探索:建立CDM项目及VER项目电子交易平台;实现我国第一单企业碳中和交易——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运营碳中和;研究开发了“熊猫标准”,这些前期探索都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已经形成,并上报国家发改委。同时北京市已全面启动登记簿和交易电子系统设计建设、交易试点管理办法制定、重点排放者排放报告制度建设等工作,预计今年底将全部完成。
此外,北京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排放比较大的、易于操作的行业可能首先被纳入谈交易试点的范畴。目前工业排放和建筑都是属于比较大的排放源,可能纳入进来。另外,比如说工业,也是要求一定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才能纳入进来。每家企业定一个总量,减少排放有几种办法:停产、技术进步、节能,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市场化机制——碳交易这种方式。
上海◆◆◆
在中国环境类权益市场中,上海是最早探索的城市。到目前为止,上海环境所已成为全国环境能源交易的中心市场之一,推出了包括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交易、自愿减排交易、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项目、低碳技术产权交易等6个品种。截至去年底,上海环境所共实现挂牌金额326亿元,成交金额74亿元,交易规模领先全国。与此同时,上海环境所还在国内建立了7家分所,逐步建立起了全国性的环境能源交易网络,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建立了南南全球环境能源交易系统,已在全球30个国家设立了34个工作站,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能源交易,通过市场的方式,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目前,上海环境所已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引进了英大国际控股集团、宝钢集团、华能集团等10家中央和地方的企事业单位作为股东。专家称,上海的试点首先应成为长三角及相关区域的碳交易中心市场;其次成为全国碳交易的中心市场之一;最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国际性碳交易市场平台。
湖北◆◆◆
2010年,武汉是全国首个申报试点碳交易的城市。
2008年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前后,武汉就开始了碳排放方面的研究和摸索,迄今已近4年。武汉在碳排放的测量方法、测量标准、测量评估,以及碳交易模式和方法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去年9月23日,由武汉碳减排协会起草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核查、报告和改进的实施指南》发布,这是全国首个碳盘查地方标准。
同样是去年9月,参照武汉碳减排协会起草的碳盘查标准,武汉两家出口型制造企业从原凯迪控股分别购买1万吨温室气体。这是华中地区首笔碳中和交易。
目前武汉市积极探索推进碳减排机制,引导企业开展碳盘查,适时开展碳中和交易,并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极有可能作为武汉碳交易依托平台。
未来5年,武汉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还将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机制,强化节能减排行政问责制,将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工作纳入绩效管理,全面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
此外,武汉市还将探索节能减排的市场机制,推广清洁发展机制、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新机制,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逐步扩大排污权交易规模。
广东◆◆◆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透露,广东省力争在2013年3月前建立地区性碳交易体系,成为国内首个区域性碳交易市场。
目前,广东全省的碳排放总量摸底工作已大体完成,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确定总量控制以及分配排放权,相关工作将力争在2013年3月前完成。该研究所等机构向英国繁荣战略基金(SPF)申报的“广东省碳排放交易机制设计及重点行业优先探索项目”日前获中英双边主管机构批准,从SPF获得29.8万英镑的研究经费。研究项目将借鉴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碳排放交易体制机制建立的经验,提出适合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基本思路与可行方案,并选择广东省典型行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工作。
根据课题目标,至2013年,广东省要建立起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机制、政策体系和方法学,为中国建立跨省际区域、跨行业领域、多交易品种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积累经验并发挥示范作用。
洲际交易所(ICE)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或许可以从金融角度提供一种应对手段
对于欧盟与各国的“碳税之争”,洲际交易所(ICE)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农业大学期货MBA兼职教授黄杰夫在接受媒体时提出,发展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鼓励航空公司参与中国碳交易试点,或许可以从金融角度提供一种应对手段。
欧盟碳排放交易有豁免条款,大致意思是若其他国家采取了对等、相应的减排政策,可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获得一定豁免。因此,中国可以建立自己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与欧盟协商一致、获得认可后,用中国的“粮票”与欧盟“粮票”进行兑换。航空公司用中国自己的以人民币计价的碳配额,去兑换或者抵消欧盟的碳配额,这样既有助于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发展,又有助于形成中国航空业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若未来真的推行碳排放交易,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碳费都将和燃油一样成为航空公司的成本。因此,从目前已开展的燃油套保角度看,未来航空公司或许也可以进行碳的套保,从而规避碳交易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目前,航空公司已有燃油套保的团队和操作经验,但就碳套保而言,对操作程序的熟悉、相关人才、风险文化等都还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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