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后有三个重要的基础动力，这些动力和二战后促使日本经济崛起，以及“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经济腾飞的原因是一样的。它们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以及经济发展正处于早期阶段从而给予经济更多上升的空间。

　　下面让我依次详述这些动力。

一、人力资本的含义是人在社会上的能力，包括劳动者的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平，以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人力资本的素质是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是10年或者20年能够塑造的。经济学家已习惯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多少，但这样的方法并不准确，因为它未能把职业道德和人的创造智慧考虑进去，而这些是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这些特质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继承和完善，有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教育得以传承。

　　对于中国工人的技术，我们通过古代青铜器、丝绸刺绣、瓷器和明代家具就可见一斑，更不用说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的精妙。中国毫无疑问拥有相当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和美国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一些国家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短缺。

　　二、第二个动力是一套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有同样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但还没有市场机制，因此未能迅速发展起来。市场机制能够让优秀的人才通过辛勤工作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从而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市场机制使得经济活动因为劳动有偿而得到充分激发，也因为资源根据市场供求原理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而得到有效配置。

　　中国政府把经济机制一步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他们功勋卓著。我在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转变。但是，市场机制如果没有中国的人力资本，也不能成就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

　　有些人指出中国市场机制的许多缺点，如银行体系和法律制度，但这些制度在不断改善。必须说明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时，经济也可以得到迅速发展，这充分表现在中国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中。此外，即使政府不采取行动，经济体制本身也可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得到改善和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应国民经济的需要而兴起的乡镇企业的成长过程。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生成其他的市场机制。今天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都是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诞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和市场机制的互动。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市场竞争，而且能者会胜出，那么市场机制就能运作良好。但是平等机会往往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实现，因为成功人士的孩子必然拥有更好的机会。而中国社会在1978年改革开始时大多数公民有几乎相等的机会。都能白手起家，没有人可以继承财富而得到创业资本。所有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读大学或研究生，更有能力和更努力工作的人会被选入大学或研究生院。我在上世纪80年代还帮一些优秀的研究生进入北美的研究生院，他们中很多人就来自贫穷的家庭和农村。

　　三、第三个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发展中国家和最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这使发展中国家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了解了这三个因素，我们可以预言，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因为这三个经济引擎会继续发力。随着技术差距缩小，中国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但在至少未来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经济每年增长速度仍将高于8％。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在今年7月的讲话，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是：迅速发展的高科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劳动力从低级产业向更高级产业转移。这三个因素和我所说的不同。从我的角度来看，福格尔没有给出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快速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只是列举了三个发展的表现。如果说先进科技的迅速发展是原因，那么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取得同样的成绩？理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使中国有能力吸收现代技术，并吸引可能流到其他地方的外国投资。对于劳动力随着产业升级从低到高的转移，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然现象，而且市场机制还有其他功能可以促进发展，如利润驱动企业家奋斗，鼓励个人智力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是上文指出市场机制的部分结果。

　　此外，人力投资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影响值得商榷（也值得仔细研究）。首先，中国人力投资在1978年前很低，因为受1967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没有限制中国1978年后的经济发展。其次，从1979到2000年间，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开支大幅增加，人力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投资对人力资源总量的影响有限。

　　（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丛玫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