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在忙于瞎折腾的中国却与历史提供的机遇失之交臂：1954年刚建立的律师制度，不到两年便消亡了，继而进入了大革文化命的十年动乱岁月。改革开放的曙光撕开了苍穹的天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业已成为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律师重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且大显身手，魅力非凡。30年的历史已经证实并将继续证实这么一个论断：正义的诉求少不了律师！

　　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改弦易辙之后，“你为谁辩护”不再成为一种对律师带有质疑的社会困惑。律师的刑事辩护在实现正义诉求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说在司法过程中，只有律师因受嫌疑人的委托，其作为具有较为直接的利益上的驱动，但是，正义的诉求并不舍弃利益的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利益的驱动，使律师有足够的激励去维护正义，为嫌疑人实现正义的诉求，去充任司法过程中的“鲶鱼”角色以刺激司法过程中的警察、公诉人、法官三者履行自己对正义的责任。作为辩护人的律师对胜诉的追求，成为对公诉人追求胜诉的一种制衡力量，只要这两种相对权力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正义的诉求便会得以客观实现。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律师、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艾伦?德肖微茨在《最好的辩护》中说：“刑事诉讼对立双方所有当事人，如刑事被告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拼命争夺个人和自身职业上的利益得失。虽说这个体制中似乎没有人对抽象的正义感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达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大体上公允的正义”。

　　为了达到一种“大体上公允的正义”，律师“站”在嫌疑人一边，据理力争，有罪无罪，以无罪辩之；罪重罪轻，以罪轻辩之。在这种情况下，律师有可能推翻公诉人的证据，嫌疑人将因此免遭冤屈，而减少一个冤屈，就是增加一份正义。即便嫌疑人最终被法官裁定有罪，该裁定也将建立在经过最细致的调查之后获取的坚实、可信的证据基础上。面对这样的裁决，可以推定，嫌疑人本人将心服口服。这个社会也会相信，法官作出的裁决是公正的。嫌疑人推上被告席之后，除了自己的申辩外，律师辩护便成为他最后的“屏障”，倘若律师不尽责任，其连获得正义诉求的机会也将殆尽。

　　毫无疑问，正义的诉求最大化的是体现在民商事的案件中。律师收费代理（除法律援助外）本是合乎情理，并非罪过。因为商业性也是律师的职业属性之一。然而，法律认定的律师职业的商业性并不意味着主张律师职业的商业化。“商业性”和“商业化”，一字之差，判若云泥。前者是律师在合理收费后，为当事人尽责，力求实现正义的诉求，后者则只是遵循等价交换（甚至出现小案收大费、收费不办案的不等价状况），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唯利是图，甚至蜕化为一种纯粹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突破职业底线的赚钱行径一旦与政府权利或利益集团沆瀣一气，那么，正义的诉求将成为一纸“空头支票”。前不久，媒体披露的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与下辖7家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包揽本地律师为政府的“法律顾问”，不允许其代理“民告官”官司。如此的“红顶律师”与政府权力默契配合，岂能为民仗义执言？又岂能体现正义的诉求？

　　律师力戒“乱作为”，更应力摒“不作为”。近读《我在美国坐牢》一书，作者将美国某些“不作为”的律师称之为“不拿刀的强盗”：“有的律师拿了你的第一笔钱后，什么都不做，又要求第二笔，你很气愤，欲换律师，那么，第一笔费用（一般为总费用的四分之一）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了，你割舍不下，但不给第二笔，他又什么都不为你做，忍痛出第二笔，你就好像鱼儿一样被钓住了。政府免费派给你的律师，只是从政府手中领取定额的钱，又没从当事人手中拿钱，他巴不得为你少做或不做工作。”在中国的律师界，像这样的“不拿刀的强盗”并不乏例。律师一旦成了“不拿刀的强盗”，正义的诉求便将会降至冰点，也将会给律师业带来致命性的职业危机。这，并非耸闻的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