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在今年6月1日，连续3日围堵停车场、收取停车费，险些发生群体性事件。

    7月10日，石家庄市纪委调查此事后宣布处理结果，作为临时机构的元氏县城管队违规违法收费，被责令撤销；该县县长夏生华因行政不作为，也被免职；同时还处分了另两名副县长。

    元氏县城管队认为处分不公，该队副大队长说，城管队乱罚款和县政府不解决城管队人事编制有关，县财政每月只拨付2000元经费，致使城管需以罚款维持开支，陷入恶性循环；而在执行县里最难啃的任务时，若城管队员粗暴执法出事，县里便以临时工为由，开除了事，相关领导可免于问责。

    石家庄市纪委胡英华表示，以往问责确有缺陷，如今问责将涉及相关领导的不作为，希望以此改变行政环境。

    石家庄元氏县文化宫广场，一辆灰色的面包车突然停在煎饼摊前，48岁的下岗女工胡翠侠，顾不上正在烘烤的煎饼，胡乱收拾摊点，转身跨上三轮车就蹬。

    蹬出一百多米，胡翠侠才想起，城管队已被撤销，那面包车的司机该是来买煎饼的。

    “被城管罚钱罚怕了。”7月16日，胡翠侠回忆这些时自己也觉得好笑。

    今年6月1日，元氏县城管与市民间的冲突，因一起堵车事件被推上顶峰，险些酿成群体性事件。此后石家庄市纪委派调查组调查。7月10日，市纪委公布的处理结果是，县长夏生华被免职，元氏县城管队被撤销。

    但城管队副大队长次会领觉得委屈。

  他说，元氏城管队一直在全市被作为正面典型，在县里更是被县领导多次表彰，“这么多年，政府拆迁、征地等重大行动都是由城管做排头兵。”

    次会领说，目前大队长正为此事向有关部门申诉。

　　“拿着手铐收费”

    城管擅自提高停车费，遭客运车主拒绝；车主认为城管没执法证没收费依据，更不具收费资格

    堵车事件发生在6月1日。

    那天胡翠侠也在现场卖煎饼，她回忆说，“他们像黑社会，拿着手铐要钱，不给就堵车，完全不顾及要出行的乘车人。”

    那时是下午1点半，黄瑞凯的车停在元氏县文化宫广场。

    广场自2005年被县里定为“村村通”的客运停车场。那里的车都是发往各村镇。黄瑞凯主要跑“元氏”至“因村”。

    临近发车，一名着制服、戴红箍的青年上车，向黄瑞凯收停车费。

    “我向他要执法证和收费依据，他说他没证，指着胳膊上的红箍说，我是城管，这就是凭证和收费依据。”黄瑞凯说。

    黄瑞凯拒绝交钱。

    “他说不交钱就不能在广场停车，车也不能走。说着，他还亮出手铐。”当时，黄瑞凯看到广场上其他十多辆“村村通”客车也都有城管去收费，均遭到拒绝。

    负责运营“村村通”客运的诚信客运公司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以前停车费是每月30元，今年5月22日，城管队单方面提高停车费，要求每月上交90元，所以遭到抵制。

    “这费用也太高了。”黄瑞凯说。

    黄瑞凯自2007年开始跑“村村通”，花10万元买车，每月还要交给公司600元管理费，养路费、过路费，停车费都得自己出。

    “而我们跑30公里山路每位乘客才收2元钱。”黄瑞凯说，至今他连本钱都没收回来。

    “关键是城管也没资格收停车费。”黄瑞凯说，文化宫广场产权归县文体局所有，又是由县政府指定的“村村通”客车停放点。

    5月22日，元氏县城管队就曾向黄瑞凯等司机收钱。

    “我们不同意停车费上涨，城管就开始堵住出口不让走，堵了五六个小时后撤走。27日又来堵了9个小时，天黑后撤走。”黄瑞凯说。 　

    堵车险酿群体性事件

    客运车主不交钱，城管堵车至晚上10点，滞留乘客数百人，车主打电话给县政府，但无县领导前来协调

    6月1日下午2点，文化宫广场突然驶来10多辆面包车，堵住广场的两个出口，车上下来的是县城管监察大队大队长张志民和20多名城管。

    “当时张志民一边指挥堵车，一边喊，交钱就走，不交钱谁都不让走。”黄瑞凯说。

    当天是儿童节，人们带着孩子到县城游玩，人较多。许多老人和孩子被困在停车场，热得大汗淋漓。

    下午5点，城管的车依然没有撤离的迹象。

    黄瑞凯估算，广场上的滞留乘客已达数百人。愤怒和抱怨的情绪愈来愈浓烈。

  张志民在广场招呼着城管，“轮流吃饭休息，坚决堵住路口。”

    “他们一辆车一辆车地找司机要钱，不给就坐在车上不下去。”另一位王姓车主说。

    等车的人开始急了，有人骂娘，有人骂城管，也有骂司机软弱的。王姓车主说，“开始有人起哄，说打吧，冲开城管的车。甚至还有人用手里物件猛砸客车。”

    下午6点，黄瑞凯和其他18名车主决定“罢运”。之前他们给客运公司经理康鸣奇打电话，康称马上找县领导和城管大队协商。

    黄瑞凯说，“经理曾为停车费的事，去县政府跑过几十次。政府也承认城管没有资格收费，说是会协调，但城管还是照收不误，从2005年7月至今，一月没落。”

    黄瑞凯接到康鸣奇回电，康说已向县政府报告，县领导说这事不好协调，还是由客运公司和城管协调。

    而张志民拒绝了康鸣奇“先发车后谈钱”的请求。

    “我们还拨打110，警察说城管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又给县政府办公室打电话，说文化宫广场上发生冲突，几百人聚集闹事，打起来可能要出人命。工作人员回答说知道了，挂掉电话，便再没动静。”王姓车主对记者说。

    天黑了，一些回不了家的村民开始在广场上席地而卧。

    “元氏县公安局淮阳分局的民警曾来到现场，和车主、城管协调，但也没结果。”黄瑞凯说。

    晚10点，车主与张志民达成一致，先交纳30元，城管撤离广场，让车主发车。此时，客运车辆被堵已超过9小时。

    曝光后再堵车

    河北省电视台报道“堵车收费”后，省委领导批示石家庄市纪委严查城管队是否合法，县领导是否不作为

    6月2日上午10点，张志民再次领人到广场堵车。客运公司经理康鸣奇向河北省电视台举报。

    当天下午6点半，河北省电视台的《河北新闻联播》等三档新闻节目报道此事。

    “电视台报道当天，市纪委就和元氏县政府领导沟通，要求尽快解决问题，不能再出现堵车事件。”胡英华说。

    胡英华是石家庄市纪委行政效能举报中心监察一处的处长。让胡英华没想到的是，事件曝光后，城管队又去广场堵车。

    6月3日上午9点，河北电视台记者再次赶到广场，看见客运车依旧被堵无法运营，11点多张志民带队撤离。

    “这影响极其恶劣，城镇客运都瘫痪了。”胡英华说，省委领导批示要求市纪委严查。

    次日，石家庄纪委成立调查组，进驻元氏，调查城管收费是否合法，政府领导是否存在不作为、慢作为。

    “对已经看准了的制约发展的‘绊脚石’，就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搬掉、砍掉，不改作风就换人。不这样，像三鹿这样的事件还可能再次重演”

    ——这是石家庄市委书记车俊在“干部作风年”启动大会上所说。此次元氏县城管问责被石家庄市纪委视为作风年中的典型事件。

    在元氏县调查的几天中，胡英华等调查组人员发现，元氏县城管队是1998年设置的临时机构，大部分人不具备执法资格，也不具有文化宫广场的运营权，收取停车费完全属于违法违规。

    调查还发现，城管队大队长张志民编制上是县公安局民警身份，并且城管大队没有归口科局管理，由县政府直管。

    胡英华说，在调查组的初步处理意见中提到，撤销县城管队。

“县领导同意我们收费”

    城管队员几乎全是临时工，购执法车租办公楼都靠罚款所得；罚款上交县财政局，再按比例返还

    “什么样的临时机构能存在11年？我们收取停车费的事县政府早就知道，是经过他们同意的。”张志民觉得，纪委的处理意见对城管大队很不公平。

    张志民说，1998年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成立时，县政府曾组织工商、交通等6个职能部门发布委托公告，委托城管对市容市貌进行管理，文化宫广场作为停车场也归城管管理。

    该队的副大队长次会领告诉记者，城管队在1998年是作为临时机构成立的，当时人员由政府从工商、公安、交通、街道办、卫生等部门抽调而成。

    “因为城管工作又苦又累，这些人又都回了原单位。”次会领说，此后再进城管队的都是临时工。

    目前城管队有46人，除大队长张志民为公安编制，其他成员均无人事编制，他们也没有人身保险、社会保险等。次会领说，“受伤是经常的事，所有的医疗费都由个人出”。

    次会领给记者算了笔账，城管平均每人500元工资；办公楼租的是居民楼，房租每月4000元，自己购置执法车，算上汽油、纸张等办公经费，每月支出在5万元左右。

    “财政局每月才拨经费2000元。”次会领说，所以城管只能靠罚款维持生存。罚款将统一上交给县财政局，财政局再返还给城管，多罚多得，按比例返还。

    据次会领介绍，2003年，元氏县委开会决定，给城管大队20个人事编制，但人事和财政部门一直没有落实。

    元氏县司法局原局长梁文联告诉记者，元氏县人事一直超编，财政收入又比较低，根本无法落实城管大队的编制。

    人事局原局长王建芳向记者证实了梁的说法。

    “5月22日，上调停车费，是因为管理成本上涨。”张志民说，他曾就收费情况多次向县政府相关领导汇报，但一直没有回音。

    张志民说，“堵车收费，也是无奈之举。是县政府不重视不作为所致。”

    而让张志民、次会领不能接受的是，如今领导一句话，说解散就解散了。

    “为了县城的市容市貌，我们干最苦最累的活，管最难管的人，为政府做最难办的事。”次会领说。

　“让我们临时工做恶人”

    城管队副大队长说，我们若粗暴执法出事，县里以开除了事；若是在编人员，相关领导定被问责

    在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办公大厅的墙壁上，挂满了政府表彰的奖状和牌匾，“奥运安保先进”、“城建先进工作单位”等。

    “这些年，不管拆迁也好，征地也好，我们做的都是政府工作中难啃的骨头。政府一句话，就让城管上，我们没有钱没有人也要完成任务。”次会领说。

    6月2日，就在河北省电视台曝光元氏城管乱收费的当天，《石家庄日报》刊发了一篇《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忠诚卫士》的文章，文章对元氏县城管大队的正面肯定也印证了次会领的说法。

    文章提到，在红旗大街南延工程中，部分占地群众拦截施工车辆，漫骂、侮辱、威胁施工人员，控制工程车辆，施工被迫停止。城管大队接到县主管领导指示，进场后迅速控制局面，保障施工秩序。

    该文还报道，在青银高速张掖段施工、京广铁路大提速庄窠里段直弯拆迁工程、石武高速铁路元氏段施工中，元氏县城管大队都曾在工地上出现。

    次会领认为，政府之所以让我们城管去做“恶人”，干得罪人的事，是因为城管队员都是临时工。

    “强拆强征中，与群众发生冲突，有队员再粗暴执法，出了事上级问责起来，县里就说是临时工，开除了事。”次会领说，如果是公安或交通等部门的在编人员，出事后相关领导肯定会被问责。

    据次会领介绍，做城管两年以上的，没有不和当事人发生冲突的，也没有不受伤的。其中有某中队长执法时，被摊贩一拳砸在眼上，至今处于半失明状态，另一名中队长因追违章车辆，被车主连砍数刀。

    次会领也承认他们没有执法资格。

    2007年，石家庄城市管理局出台文件，要求所有的城管队员执法必须持有省建设厅批准核发的“城建监察证”、“行政执法证”或“委托执法证”，规定要由人事编制部门为其申报。

    “但因为我们没有编制，就无法申请执法证。”次会领说，最后县政府只能自己出具个执法证颁给我们，而且还只是一小部分人才有。

   县长不作为被免

    市纪委撤销县城管队，同时两名副县长亦受处分，县委书记因不知情被免责

    饼摊主人胡翠侠的印象中，“城管就是用来罚钱的。”

    胡翠侠说，城管每个月都要向她收300元管理费，否则你将摊停哪儿他都说你违章，不给就把摊子给拉走。

    “被城管打骂更是经常的事，打骂完了还得罚款。”水果贩老胡说，路上什么车城管都查，农用三轮车，大货车，农民进城买卖点东西，遇见城管就得给钱，少则五十多则数百。

    记者在元氏采访多名山西跑煤的货车司机，均认为元氏城管“太黑”。

    “我们车经过元氏，哪怕停下来喝口水吃个饭，城管就上来说违章停车要罚款。”一名货车司机说，不交钱就要扣车扣人。

    对于城管以前的乱收费，石家庄市纪委的胡英华说，他们这次没有追究，这次只查有关文化宫广场堵车收费的情况。

    7月10日石家庄市纪委、监察局与组织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查处结果：不仅撤销元氏县城管大队，撤销大队长张志民的党内和行政职务，而且县委副书记、县长夏生华也被免职，负责城管工作的副县长张庆志和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孔宪国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

    “以前问责制度不够完善，让许多领导钻了空子，现在不一样，城管出事了，我就要找你领导，要追究你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连带和领导责任。”胡英华说。

  胡英华还说，事件发生时，元氏县委书记李义增正在市里陪同领导工作，直到6月3日11点多，才得知此事，便责令城管停止收费，另派人赴省电视台说明情况，处理比较得体。“他因不知情，所以被免责了。”

    记者多次联系县委书记和县长，均被婉拒。

    启动“干部作风年”

    三鹿事件后，石家庄重拳整治干部不作为等现象，元氏县城管问责成为典型事件

    胡英华说，这两年，石家庄全力推动“干部作风年”。

    “‘三鹿毒奶粉事件’给我们当地的官员带来的教训太深刻了，很多问题主要还是主管领导工作作风不严谨。”胡英华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新任市委书记车俊重点主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启动“干部作风年”,对官员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尤其关乎民生的,要求出重拳整治。

    石家庄现在有四个中心：诚信举报中心、行政服务中心、促进城市投资中心和行政效能举报中心，最后这个中心的职能是受理和查处影响石家庄市发展环境的各种举报，重点查处因不作为等损害发展环境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元氏城管的问题就很恶劣。”胡英华说，而且国务院在6月30日也下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夏生华成为“规定”实施后第一位因行政不作为被免职的县长。

    元氏县城管队被撤销后，副大队长次会领又成为一名普通的农民，他心里很难接受，做城管已近10年。他说，城管一年四季的制服还是他自己花钱买的，共花了2000多元。

    7月18日下午，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的办公大厅空荡荡的，一名“看家”的城管队员说，大队长正在石家庄向各级领导申诉，他们在等结果，“我不相信一个城市能离开城管。” （来源：新京报 记者 黄玉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