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一个打工者用“钓鱼”的方式抓住了证据，告上法庭，企业才肯认错，这反衬出现实中打工者维权之难，也说明有关部门在保护打工者利益工作中没有尽到责任

　　在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务工人员，专挑违规用工企业的“刺”，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近年来相继将13家企业告上法庭，并且几乎每告必赢，由此被称为“维权狂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5年间打了56场官司

　　今年33岁的方伟(应本人要求化名)2003年应聘去了宁波某知名服装企业。谁知干了一年多后，2004年11月间方伟被这家企业以“鼓动其他员工罢工”的名义开除。

　　“这真是冤枉，当时一些职工觉得工资太低，我和几名工友一起找车间负责人要求加薪，未获批准，工友们很生气，撂挑子不干了。车间是流水作业，别人不干活我也没法工作了。”方伟说，于是我被个别领导视为“出头鸟”而遭到惩处，我不服，想讨个说法。

　　当时对劳务用工方面的法律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方伟，经人指点找了宁波市总工会，总工会的接待同志根据反映的情况，帮方伟写了一份诉状，提出了要求补交养老保险、支付加班工资、支付一次性失业补助金及撤销无理开除决定等6项诉求。

　　这场官司打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法院支持了方伟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方伟说，“这场官司也等于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我这才知道，原来法律给予了我们很多权利，关键是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些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方伟坦言，此后其开始有意识地找一些用工不太规范的企业应聘，计算好时机，一旦发现公司出现了侵权行为，就马上离开，随后将这家企业告上法庭。按照这个套路，这5年里，方伟为自己和工友们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先后将13家企业推上了被告席。

　　维权艰辛一言难尽

　　“有人说我打官司就是为了钱，这完全是瞎猜想。”方伟说，从已结案的11家企业官司中，他共获得19000多元的经济补偿，但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方伟说：“我有手艺、懂技术，在工厂里当个领班或小组长没有问题，而在宁波，服装公司的小组长一般都有3至4万的年收入，所以，要想挣钱，靠打官司是走错了路子。”

　　让方伟感到更痛苦的是维权过程中的精神压力。方伟说，自己是相信党和政府、相信人民法院，才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和工友们维权的，但事实上，一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让人心寒。个别政府工作人员与老板串通一气，把屁股坐歪了。

　　“现在我的处境很为难，”方伟说，“家里人都不赞成我的举动，说我太偏激没有出路。女朋友开始还支持我，与我一起也打了几场维权官司，经历的挫折多了，慢慢也失去了信心，她又说服不了我，两人只好含泪分手。”

　　法官表示支持依法维权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方伟表示还是要把这条路走下去。方伟说，让自己鼓起信心的是，越来越多的打工兄弟，在了解其情况后，纷纷向方伟表示支持，也把他们遭受的种种不公向其诉说，于是，方伟利用这些年来积累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帮他们打官司，每每获胜，这使方伟很有成就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波当地有关行政与司法部门，也有许多是支持方伟维权行为的。镇海区劳动局仲裁科长冯伟明说：“去年5月间，我们受理了方伟的劳动仲裁案，当时他提出的申诉标的是4900元，我们经认真调查，最后判定厂方实际补偿为5100元，超出了方伟的申诉要求。”

　　宁波市江北区法院民一庭庭长戴亚华说，尽管方伟频频打官司让企业感到头痛，但这些官司的起因，主要还是涉讼企业不遵守劳动法，侵害了员工的权益。所以，支持方伟依法维权，是法院的基本态度和责任。

对“维权狂人”各有不同说法

　　但是，对于方伟的行为，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和质疑。记者采访了几家企业的老总，都明确表示，不欢迎方伟这样的员工。有劳动部门的官员表示，宁波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许多企业接单都是饱一顿饥一顿，没法正常生产，如果一味强调严格执行劳动法，企业确实也有为难之处。

　　另外，还有人称方伟是“维权狂人”“钓鱼式维权”，属于“恶意维权”或“过度维权”，对此说法，网上及坊间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方伟，双方形成了决然对峙的局面。

　　有网上评论说，自从“钓鱼式执法”被曝光后，“钓鱼”就成了公众眼中的敏感词语，因为“钓鱼”与公权力绑定的时候，受伤的是无辜群众。而“钓鱼”与处于困难群体联系起来，就另当别论了。因为维权本来是正当合法的，法律及劳动、司法部门应该无条件支持这种做法。但现实是，要让一个打工者用“钓鱼”的方式抓住了证据，告上法庭，企业才肯认错，这反衬出现实中打工者维权之难，也说明有关部门在保护打工者利益工作中没有尽到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