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外国语的最初印象来自电视上的外语教学节目。

 

当时我也就六七岁吧，一个外语单词都不认识，却可以坐在电视前，一动不动地看完整个节目。吸引我的，不是别的，而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外国人居然可以用完全不同的一套发声系统，像我们一样自由地交流。我非常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我的好奇心直到上初中才得以满足。不过在此之前，我姨妈家的表姐先我开始学习英文，偶尔会教我一两个单词。我印象最深的便是Christmas这个词，其实当时并不大清楚所谓的圣诞到底是什么样的节日，是这个词本身的读音让我难忘，以一个摩擦音开头，然后卷舌，最后闭嘴，中间穿插着两个“嘶”音，实在是好听。

 

二

十一岁的时候，我终于上了初中，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我也要开始学习英文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启蒙老师叫吕继华。她长得白白净净的，身材算得上高大，头发却很稀疏，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几乎每天都不重样，尤其是夏天。教我们那年，她还十分年轻，只有二十岁的样子，刚刚从中专或中师毕业，对教育事业充满希望和梦想，书教得相当认真，我们有幸成为她的第一批学生。

 

然而，我最开始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的很多同学在升初中之前的那个暑假，参加了英文热身班，一入学就比我高出一大截，这让我很难过。我的同桌叶涛，是个留级生，脸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疤，目光显得桀骜不驯，心事重重却并不喜欢与人交流，显得早熟。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崇拜他，因为每次英文考试，他都是90多分，而我往往只有60多分，好一点的话，70多分。

 

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有一次老师叫我起来读课文，我刚一开口，同学们就哄堂大笑，连老师都忍不住笑了，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发音是多么糟糕。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英文也很失望。我被英文的发音和文法完全弄糊涂了。我想，也许我不是学语言的料。

三

 

到了第二个学期，我们开始学习国际音标，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英文的发音原来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前考试的时候经常有“下面哪一个单词中的a与其他三个发音不同”这类题目，我都是瞎猜，有时候甚至靠数这个字母在单词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判断。学了音标以后，我觉得豁然开朗，原来只要记住一些基本的原则，这类题目就很好做了。

 

在此之后，老师开始讲句子的成分。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连中文当中如何区分主谓宾定状补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英文了。可以想见，很自然地，我又陷入了痛苦当中。可是因为有了学音标的经历，我就觉得不能轻易放弃。我仔细地看书，听课，然后终于，在老师早已讲完句子成分之后的某一天，我醍醐灌顶，顷刻间什么都明白了。然后，我又触类旁通，很快弄明白了中文里的句子成分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语音和文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之后，我的成绩直线上升。老师教得认真，我也学得认真，常常能考到和叶涛同样高的分数。我对英文的兴趣又被重新点燃。就这样，我从此告别了英文差生生涯，进入优等生行列，并且再也没有回头。

 

 

四

大概因为吕老师是新手，到了初三毕业班，我们就换了一个老师。我一度有些伤心，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

 

新老师叫董荣，胸前戴着十字架项链，应该是个基督徒，比吕老师年纪大些，显得成熟，也更严厉。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她的前任有很大不同。初三一上来，就领着我们唰唰唰学完了整本书的生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课一课地学。坦白地讲，我不大习惯这样的教学方式。

 

死记单词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我的很多同学和同事都曾经背过GRE红宝书之类，我从来没有。大学期间曾经买过一本类似的书，似乎叫做《星火记忆法》，结果刚背完A打头的单词，我就放弃了。后来大学毕业，同学的一本托副词汇留给了我，我试图像同学那样背单词，结果又重蹈覆辙，大概B打头的单词都没有背完。

 

董老师其实是一个相当和蔼的人，她表面上的严厉掩盖了她的温厚。我很快适应了她的教学方法，学习成绩进一步提高，不仅在班上名列前茅，在整个年级六个班上也都算佼佼者。后来中考的时候，正好是董老师带我们去参加考试。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紧张。董老师安慰我，说我是最不用紧张的一个。结果也证明她是对的，我的英文考了95分。

 

高中三年，我都没有见过董老师。不过后来上了大学，有一年寒假回家，竟然在大街上碰见她，当时她骑着自行车，没注意到我。我叫她，她看见是我，有点喜出望外。我向她问好，她问我考到哪个大学。我告诉她郑州大学，她明显有些失望。我知道，她对我的期望远比郑州大学更高。

五

 

我以班上总成绩第三名考上了本地最好的高中。第一节英文课，就是摸底考试，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是油印的考卷，散发着浓重的油墨气味。我们刚刚升入高中，还处在兴奋状态，根本没把这次考试当回事，还互相说说笑笑。老师看样子也没把它当回事，根本不监考，说让我们自觉，这次考试只是为了了解大家的基础如何。过了几天，考试结果公布，我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

 

高中阶段我们一共有三位英文老师。第一位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士，我对他印象不深。第二位是一个年轻的女士，人挺好的，教得不错，后来考上了研究生，走了。第三位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头，人相当和蔼，带着玻璃瓶底厚的眼镜，喜欢练气功，经常跟我们宣讲气功的好处。有一次，他连续缺课好多天。回来之后，说是视网膜脱落，去郑州治病去了。有同学跟他开玩笑：“老师你不是练气功吗？”他宽厚地笑着说：“气功也有失灵的时候啊。”

 

大约好学生总是容易得到老师的宠爱，我的英文老师对我都不错。不过高中三年，基本上是在考试中度过的。虽然我每次都能考出不错的成绩，但是我对英文的兴趣几乎被消磨殆尽。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中国式英语教学的一个好处，就是给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法基础。中学六年，基本上除了语法和词汇，我们没有学任何别的东西，再学不好，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很多人批判中国英语教学方式，我当然也认为教学方法确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对于那些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极度强调听力和口语而完全不管语法是否正确的教学法，我也是相当怀疑的。对于我来说，坚实的语法基础是至关重要的。能听懂别人的话，开口讲英文，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讲出来的都是文法错乱的蹩脚英文，而自己还压根不知道错误在哪里，也是同样可悲的事情。

 

我后来做了职业翻译，常常遇到法律条文要翻，而法律英语又是出了名的让人头疼，常常一整个段落就是一句话。要翻好这样的文件，必须有深厚的语法基础，才能从繁冗的句法结构中抽出主干，正确理解原文的意义，进而完成翻译。

 

 

六

 

高一的时候，我就决定大学要报考外语类。犹记得文理分科前夕，学校贴出通知，说以后想要报考外语类的，必须选文科。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我研究生有些同学就是理科生。不过鉴于高中时代我的物理化学都不好，选文科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爸爸一直希望我能像我的叔叔们那样做医生，担心我学文科找不到工作，因此要我学理科。我从小体弱多病，看医生是家常便饭，长大后一进医院就要腿软的，哪里拿得了手术刀，所以坚决地拒绝了爸爸的提议，他老人家自然很不高兴。

 

后来高考结束，我考得并不十分理想。英文虽然是我五门功课考得最好的，但与我期待的分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政治和历史这两门文科课程更是考得一塌糊涂，幸好语文和数学考得差强人意，所以总分还是勉强够了重点大学分数线。报志愿的那几天，爸爸碰巧在外地出差，我就擅作主张，第一志愿报考了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学英语系，并同意调剂到日语系（我不介意学一门新语言）。17岁之前我从来没出过远门，对于地理上的距离没有任何概念；加上整个青春期与父母相处得也并不是很好，所以当我终于有机会离开家门远走高飞时，我选择了千里之外的云南。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特别喜欢西双版纳（大概只是因为名字比较独特），以为这个地方和昆明很近，上学期间可以方便地去西双版纳旅行，多么天真的想法！我的同学也怂恿我，说以后可以找我一起去玩。若干年后，我真地去了昆明和西双版纳旅行，对两个地方都无比失望，很庆幸自己没有被录取。

 

我爸爸回家后听说我报了云南大学，气得半死，拿着报考院校名单研究了好几天，选了几所他心目的好学校，可是已经太晚了。因此，后来得知我的第一志愿云南大学没有录取我，我爸爸开心得不得了。我在第二志愿随便填了本省的郑州大学，本来以为第一志愿落空，第二志愿应该也没什么希望了。我却很幸运地被录取（因为我的语文和英语成绩还比较高），免除了我复读的命运，所以我也就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并没有感觉太失落，毕竟郑州大学在河南还算是最好的了。

 

七

 

十七岁暑假结束，我背上行囊，北上去了郑州，从此开始了独立生活。

在短暂的不习惯之后，我很快适应了大学生活，并且感到如鱼得水。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刚从高三的地狱中解放出来，心理压力没有了，而课业并不太重，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譬如看小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从前很厌恶却不得不学的一些科目现在都不用再学了，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英文上，而英文又被分成听力、口语、精读、泛读、语音等各种更细的课程，让人耳目一新，我一度被考试浇灭的对语言的热情又死灰复燃。

 

不过，刚一入学，我还是碰到了跟刚上初一时相似的问题，那就是我的一些同学们在高中已经学过听力口语之类的课程，而我在大学之前连语音室都没有进过。老师放磁带，那些同学已经能够百分之百地听懂，而我只能勉强听懂几个单词，这给了我一些压力，不过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可以赶上他们，因为大学不是100米200米跑，大学是马拉松；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能听懂，也有很多跟我一样刚刚接触听力课的同学。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买了一个索尼随身听和一个德生收音机，随身听用来听磁带，收音机就用来听美国之音(VOA)。印象中，那个随身听似乎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更多的时候都被我拿来听歌了，到我大三或是大四，随身听出了问题，我也懒得修，就扔掉了。那台收音机现在还在，被我爸爸拿去了，放在老家，有时候他还会打开听无线电广播。我对这台不到50元的收音机，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在大学的前两年，我几乎天天都拿它听VOA，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查字典，并且抄在我的单词本上。我的大多数同学也跟我差不多，一到晚自习，整个班上人手一台收音机，到处都是银白色的天线，蔚为壮观。我从最开始的慢速英文(Special English)，听到后来的正常语速的新闻，两年间不知花了多少个小时在这台收音机身上。也正是这两年的坚持，让我的听力有了质的飞跃，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我的词汇量，扩大了我的视野。等到大二结束，我早已经赶上并超过从前领先于我的那些同学了，期末考试常常能考到全年级第一。

 

当然，有时晚上熄灯后，我也拿收音机听当地的中文节目，往往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当时睡在上铺，有一次半夜，我的收音机一下子从上铺掉到地下，吓了下铺的同学一大跳。等我把它捡上来时，频率外面的那层透明塑料壳已经脱离机身。我重又打开收音机，发现还能听，于是就找来透明胶，把塑料壳重新粘到收音机上，虽然样子有点丑，但不妨碍我听。这台收音机后来读研的时候又被我带到北京。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的缘故，干扰信号非常强，我那台简易的收音机就基本上派不上用场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也依然舍不得丢弃它，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它还在我身边。再后来有一次搬家时，我说不要了，爸爸坚持留下来，并把它拿回了河南老家。现在我每年回去看父母，还能看到它。一看到它，就又想起许多温馨往事，对它的感情，便又深了一层。

八

 

我的大学同学来自河南各地，说普通话带着各自不同的口音，有时这种口音也被带到英文中去。我来自河南最南部，讲话带有南方口音，有些音完全发不准，譬如sh，n和l，甚至是f和h。在这里我要尤其感谢我的精读老师王云英，她带着全班同学，从最基本的音标开始，一个一个地纠正。到最后全部学完后，她在黑板上写下所有音标，然后点同学依次起来读，然后把每个同学存在问题的几个音记下来，课下针对每个同学的弱项进行专门指点。正是在她的严格指导下，我得以改掉了以前发错的几个音，并巩固了其它的音，为今后讲好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任何语言中，口音都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问题。更多的时候，一个人的口音，往往能透露出他的出生地、教育背景甚至是社会地位等其它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上流社会人士都争相模仿皇室口音(Queen’s English)。英国广播公司(BBC)以前都只招聘讲纯正RP(Received Pronunciation)口音的播音员，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接受带有苏格兰或威尔士口音的人士，但相比较而言，他们的人数要少的多。很多人喜欢收看或收听BBC节目，固然因其节目制作精良，但同时也因为其口音十分动听，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的大学老师，绝大部分都讲北美口音的英文，譬如上文提到的王老师就是如此，大约因为她早年曾在加拿大留学。除此之外，我们的几个外教也全部来自美国或加拿大。在大学四年里，我们的专业课中，有差不多一半的课程是这些外教教的。因此，很自然的，我们也都被训练成北美口音，或者至少是偏北美口音。大四的时候，我曾经去听过一场演讲比赛，其中有一个选手讲的是英国口音，我立即被英国口音的抑扬顿挫所折服，从此开始模仿英国腔的历程。到我工作时，有一次跟一个盐湖城来的美国人一起工作，我们刚聊两句，她就说：“你讲英文带有英国腔！”我还满自得的。现在我已经好多年不听VOA了，倒是常听BBC，希望有一天能够讲一口BBC腔调的英文。

 

语音语调就像是一个人的面孔，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我在各种不同场合听过很多人对CCTV9“对话”节目主持人杨锐的评价，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其实真正懂英文的人，都知道他的英文功底要比另一个田姓主持人深厚得多，可是就因为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中国口音而遭人诟病。我在工作过程中，也碰见过许多翻译，翻得不错，就是发音很不好，听了让人很不舒服。我很庆幸，在我的大学时代，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遇上一个好老师，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九

 

 

念大学以前，我是一个十分害羞的少年。家里来客人我都尽量回避，实在回避不了，就随便打个打招呼，妈妈觉得我不懂事，总是责怪我。进了大学，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在各种活动上口若悬河，落落大方，英文中文收放自如，内心羡慕不已。不过，我也就临渊羡鱼而已，并没想过退而结网的事。

 

真正让我觉得必须结网是在一次座谈会之后。刚入学的时候，我们辅导员时常会找些比较优秀的师姐（印象中我们上面那两届好像根本没有学习好的男生）跟我们座谈，几个新同学围着一个师姐叽叽喳喳，师姐作为过来人替我们答疑解惑。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问：“总是不好意思张口讲英文怎么办？”师姐说：“要知道，我们学英文的，以后就要靠这张嘴吃饭，你怎么可以不张嘴？”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那个时候刚入学，工作的事情还不在我的日程上，不过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这一辈子，很有可能向师姐说的那样，要靠这张嘴吃饭了。我想我必须开口讲英文，——心理障碍就这样瞬间突破。

 

我开始不满足于每周一次的口语课了，课间也会跟同学用英文聊天。到了周末，还会跟同学结伴去学校旁边的绿城广场英语角去练英文。记得那里有一个小姑娘不到10岁，已经可以讲流利的英文，让初来乍到的我自惭形秽。后来外文系楼下有了一个更大的英语角，我就不怎么去绿城广场那个了。外文系楼下的英语角是在每周五晚上，在忙碌的一周结束之后，没有比去英语角更好的放松方式了。我一吃完晚饭，就雷打不动去那里找人聊天。如果说前面两年我去英语角的主要目的还是练习英文的话，后面两年去那里，更多的则是为了聊天本身，因为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好朋友，每周五晚上是我们固定的约会时间。我跟这些朋友保持了长久的友情，一个商学院的师兄，一个法学院的师兄，一个澳大利亚留学生，到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我们聊学习，聊生活，偶尔也聊爱情，一个晚上不知不觉过去了。到最后夜已阑珊，人们渐渐散去，我们仍意犹未尽，直聊到宿舍快要熄灯才恋恋不舍地道别。我的很多个周五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

 

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怀念那段单纯美好的时光。印象中，在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反而似乎更加迫切。等我毕业的时候，外文系楼下的那个英语角，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反而是后来到了北外，发现北外的英语角小的要命，参加的人大部分还都是外校的或者社会上的，北外学英文的学生似乎根本不屑参加，这让我深感失望。

十

 

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就开始靠英文赚钱了，当然赚的都是小钱。跟很多大学生一样，我主要是靠做家教挣零用钱。

 

我的第一个家教是系里推荐的，教城西一个即将升初中的六年级小学生英文，每周两次。因为是初学者，所以比较容易教，小孩也进步得快。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激动得要命，揣着200块钱，觉得自己携带了一笔了不起的巨款，回程的路上，把脚踏车登得飞快。快到学校的时候，花1块钱买了一根天冰香芋葡萄雪糕犒劳自己，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这个小孩升初中之后，我就没再教他了，不过暑假过后我有打电话给他父母，问他升初中考试考得如何。他父母说他英文考得很好，将近满分，但是语文数学考得不理想，最后没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我一方面为他遗憾，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教书能力有了一点自信。

 

后来又断断续续教过好几个学生，其中教得比较长的，只有一个郑州外国语中学的学生程颖毅。我从大二开始教他，每周一次，直到考上研究生离开郑州。我刚开始教他的时候，他13岁，刚上初一，我19岁。这个少年脑袋瓜十分好用，不过因为刚开始接触英文，跟我当初一样，被英文和中文之间的巨大差异搞糊涂了。基于本人当初的经验，我就着重讲两点：一是国际音标，二是句子成分。刚开始进度比较慢，不过一旦把这两个重点掌握了，进度就开始明显加快。我于是就开始给他讲一些课本之外的语法知识，他往往也能很快接受。到最后，常常发生我准备的内容不够用的情形，因为他实在太聪明，我计划花一个小时讲的东西，结果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全明白了，搞得我颇有些尴尬，而他有一阵子似乎也对我有些不耐烦，大概觉得我耽误了他的时间。不过，总体而言，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父母对我很好，我一直心怀感激。我离开郑州的那年，正好他中考，英文考了全班第一，顺利进入外国语中学的高中部，我感到欣慰。来北京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但是研究生两年联系不是太多，后来工作之后，重又频繁起来。很遗憾，他高考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选择了去澳洲留学。他妈妈带他来北京体检的时候，我们又见了面，那时候他已经19岁了，跟我当初教他的时候一样大。这几年，他每次从澳洲回国，只要我在北京，都会在我家小住几日，跟我俨然已经是老朋友了。

 

大三那年的暑假，我的外教Amy把我介绍给了一个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帮他翻译一些有关黄河治理的资料，同时带他妻子和小宝宝去公园溜达，帮助她与中国父母交流育儿心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翻译，因此印象深刻。暑假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我在教室里抱着几本大字典，花了好多天才把那份资料搞定，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做翻译的难处。因为没有电脑，最后还是请打字员帮助打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任何翻译技巧都不懂，翻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怎么样。不过幸好那位专家懂中文，最后会对我的译文进行润色。跟她妻子逛公园对我来说相对轻松，只需要翻译他跟中国父母之间的对话，不过也还是会碰到难处。譬如有一次，一个中国人谈到孩子缺钙的问题，我却一时想不起钙在英文里怎么说，只记得在化学元素中缩写是Ca。好在外国人立即明白我说的是Calcium，没有搞得太尴尬。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老者用粗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专注地练书法，外国人问：“Does this feel like meditation for you?”在我的大脑中，meditation就是冥想，于是就直接翻成：“你这么写字是不是跟冥想感觉差不多？”那个老者疑惑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觉得自己真是可笑。meditation固然是冥想的意思，可是显然用错了地方。对于公园里的闲聊，“冥想”这个词是太过文绉绉了，老人当然听不明白。换作现在，我大概会翻译成：“大爷，你这么练字是不是跟佛教里的坐禅感觉差不多？”他保准能听得明白。

 

在大学里做兼职工作，第一个意义当然是让我部分地自立起来。虽然还是要靠父母帮我掏学费，但依靠奖学金和兼职工资，我已经差不多可以养活自己，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书报和衣服。我甚至用暑假里挣的钱给妹妹买了一辆自行车，还给家人买了些衣物。另一方面，兼职也让我深深体会到赚钱的艰辛。找到一个兼职本已不易，除了少数兼职是系里老师帮忙介绍，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要靠自己。自己怎么找呢？只能在学校门口举一个牌子，等待雇主，并跟身旁的同学竞争有限的机会。找到兼职之后，依然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譬如有的学生很难相处，或者有的父母利用大学生的单纯少给工资，诸如此类，我都遇见过。不过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提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对我们的成长并不见得是坏事。

十一

 

我念大学那会儿，外文系还很小，专业只有英文和俄文两个语种。俄文是隔一年才招一次生，我们那一届碰巧没赶上，63个学生全部都学英文。

 

我一开始还颇为没能考上更好的大学而耿耿于怀，到后来也就渐渐释然了。学校的名气固然重要，因为学校的名字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可是跟学校的名气比起来，有没有学到真才实学是更为重要的。如果能够一举考上名牌大学，当然是可喜可贺；然而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考上名牌大学，也不必自怨自艾。只要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结果都是一样的，除了学校的名字。

 

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也许没有办法同某些名牌大学相比，但是我们的老师大都非常敬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其实我觉得本科也还是打基础的阶段，只要老师的知识足够教学生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定是博士才行。比他们的学位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有敬业精神。我应该算是很幸运，虽然没有能进入一流大学，但是却有幸碰上了一批敬业的老师。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

 

由于我们本身不是一流学校，老师和学生都非常谦卑，不会目中无人。老师很显然也意识到学校的名气可能对学生的未来产生影响，因此非常鼓励我们考研，每年都会找上一届已经考上研的同学跟下一届即将考研的学生交流经验。多年下来，外文系形成了考研的风气和传统，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考上研究生，其中很多都是北外上外之类的名校。

 

大二下学期我就买了一本《考研圣经》,考研的决心是很早就下了，至于考哪个学校我却一直摇摆不定。本科在综合性大学上的，深深感到外文系作为少数族群的孤独；研究生的时候，就想找个专门的外国语学校，可是全国范围内就有北外、上外、广外、外交学院等多个外语院校，看上去哪一个都不错，实在让人举棋不定。我找来各个学校的考试题目，发现北外的题目最适合我，基本没有客观题，大部分都是翻译和阅读，要求考生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百科知识才能得到高分，而其它院校往往都要考词汇和语法结构这种我觉得很低级的题目。再有就是北外毕竟是国内资格最老的外语学院，名气也是最大的。我高考考得不够理想，而北外当时也不通过高考这种正常渠道在河南省招生，只在郑州外国语中学招少数几个学生，往往还都是小语种，所以即便我考得很好也还是上不了。现在终于有机会上雪耻了，我想。

 

虽然确定了北外这所学校作为我的目标，可是具体选哪个院系的哪个专业，我又开始踌躇了。北外除了英语学院招研究生之外，高级翻译学院也招。英语学院又分英美文学、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社会与文化、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等专业。我本科虽然读的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实际上除了课本上的选段，没有读过几本文学原著，对文学了解不多。语言学，在我看来是十分枯燥的一门学科。在我们系，语言学和词汇学是选修课，可以二选一，我选了词汇学。除掉文学和语言学，我能选的，只有翻译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我先买了几本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参考书，又写信给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索要美国历史书（因为我在郑州买不到），大使馆文化处热情地给我回信，说他们通常不赠书给个人，只赠给外教和大学图书馆，不过从我的信中，他们可以看出我一定会好好地利用这本书，所以破例给我一本，并祝我能够如愿以偿考上北外。我在信中提到北外的时候用的是官方译法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他们给我的回信上却直接用的是北外的拼音，可见在美国大使馆，北外也是相当有名的。

 

我接到书之后颇有些兴奋，但是读了前面一部分之后就觉得还是翻译比较吸引我。当时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叫刘冰，正准备考北大国际文化交流专业的双学位，看到我要了一本精美的美国历史书，也跃跃欲试想要写信索要。考虑到人家在信中说过“通常不赠书给个人”，她知道再次索要的希望渺茫，不免有些失望。当时我们同学中，包括我只由两个人决定考北外，我很希望拉她“下水”。有一天，我跟她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考北外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你。”没想到她一口答应了。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好履行诺言，假装慷慨地把书送给她了。谁能想到，就是这一本书，改变了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我把书送给刘冰之后，就开始把精力转向翻译了。英语学院和高级翻译学院都有翻译专业，不过英语系侧重文学性翻译，高级翻译学院侧重非文学性翻译。我一开始倾向于考英语学院，后来又觉得它们的考题太过文学化，不太适合自己，于是复又把目光转向高级翻译学院。我们上一届外文系有两个师姐考进去（他们那一届高级翻译学院招收了16个人，包括保送生，其中有2个公费的，我的一个师姐就是其中之一）。我想也许可以从他们那里打探到一点内部消息和经验之谈。就这样，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之后，我把目光锁定在了北外高翻学院。

十二

 

就在我已经决定了考北外高翻学院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们系每年有两个保送研究生名额，一个保送到本系，一个保送到中国地质大学。我原本没想过自己能够得到这个资格，因为我每次都是二等奖学金——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体育课总是托我的后腿。我从小体弱多病，上学又比同龄孩子早，更显得比同学要弱小。体育课一直都是我的软肋。每次上体育课，别的同学兴高采烈，只有我内心忐忑不安，生怕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低得不能再低——能考及格就好。偏偏我大一上学期就没考及格，害得我不仅要补考，连获得奖学金的资格都一并失去了。这段经历曾经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宿舍抬不起头来，觉得同学们都在笑话我。扯远了，总之，我想说的是，大学四年里，体育课成绩大大拖了我的后腿。我们系授予奖学金的时候，是从来不分专业课和非专业课的，所有科目的成绩加起来，从上往下排，年级前两名是一等奖学金，接下来大概五六个是二等奖学金，然后还有十来个三等奖学金。我除了头一年没得到，其他几年都是二等。一等奖学金往往都被女生拿走，她们体育课经常能得到90多分甚至满分，一下子跟我拉开30多分的距离。我除了自叹弗如，也没有别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最初我根本没想到保送研究生跟我有什么关系。

 

原来我有所不知，系里推荐保送生的时候，是不计非专业课成绩的，只计算前三年专业课总成绩。这样一来，我的排名一下子飚到年级第一，前文提到的刘冰同学排第二。面对从天而降的机会，我们两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原本坚定的心，又开始犹疑起来。其实这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一方面不愿意在郑州大学再呆三年，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另一方面，又对考研的前景有些担心，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这一重大考验。我打电话跟父母商量，爸爸的意见是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强烈建议我接受保送，这也不奇怪，他从来都是一个保守求稳的人。妈妈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我，她说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结果我们两个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辅导员就找我们谈话了。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他认为我和刘冰都有实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研究生，希望我们能够把保研名额让出来，给另外两名代表我们系参加全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同学，因为他们为演讲比赛付出了太多时间，无法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其实呢，我本来也是倾向于放弃保研的，不过被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很不舒服。不舒服也没有用，既然辅导员已经替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们唯有接受。当然，我们内心里其实并没有太计较，毕竟我们都有更远大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我们也说不准，但是没有退路了，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向目标进发。

 

尽管我大二下学期就决定要考研，但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行动。我只是按部就班地把该学的东西学好，反正语言这东西，急也急不来的，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才是正道。大山说：“Learning any language is a 10-year project.”深以为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可能突击的。后来我真正开始为考研准备的时候，几乎没有花时间在基础英语和翻译上面，全都精力都放在政治、二外（法文）、综合考试（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国际政治）上了。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前三年的生活，我到底是怎么过的，脑海中只剩下模糊的印象；大四那一年，尤其是第一学期，却十分清晰。那几个月，我似乎又回到了高三，每天除了上课，就是为考研做准备。当然，我从来都不是那种特别刻苦的学生。我的一些同学可以从早到晚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以同一个姿势看同一本书，看到熄灯还不罢休，要再跑到长明教室继续看，这一点我绝对做不到。我总是看一会儿政治，看一会儿古代汉语，然后再看一会儿法语或者英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看中文杂志消遣，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注意力的集中，每看两个小时就要去教室外面走走跳跳，再回来继续看。有些时候，我一整天都看不进书，就暂时逃离教室，跨上我的破单车，跑到郑州旧书市场去淘旧书和旧杂志。大学四年我曾经无数次往那儿跑，用很低的价钱淘到很多珍贵的旧版书和过期杂志。不过一回到教室，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在用功复习，我就不免觉得自责。

 

在所有的考试科目中，我最害怕的是政治，其中又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关系》四门课。我每天抱着政治书看啊背啊，都不相信我能在考试之前看完它，那本书实在是厚得出奇。我的同学都去参加各种政治补习班，我舍不得花钱，没有参加，只买来一本习题集做做了事。除了政治补习班，北外还专门为英语学院和高级翻译学院的考生开设了一个汉语培训班（因为我们的综合考试中有40分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题目），我更是无法去北京参加，只借了刘冰的笔记拿来看了看。至于法语和国际政治，我都很感兴趣，准备起来就轻松多了。

 

就这样，从2000年9月到2001年1月，准备了大约5个月之后，到了考试时间。那个冬天很冷，郑州下了很大的雪，多日不化。上学期结束之后，不考研的同学都回家去了，我们还留在校园，做最后的准备。之前的期末考试我有一门课没答完就到了交卷时间，因此关于研究生考试，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有一个：尽最大努力，答完所有题目，至于结果如何，已经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还好，两天半的考试过去了，一切顺利，我完成了对自己的要求，答完了所有题目。北外的考题看上去不多，可是如果管理不好考试时间，也容易出现答不完题目的情况。刘冰恰恰就是这样，大概她太希望答得完美无瑕，在前半部分花了太多时间，基础英语一门考试中最后一大篇翻译（占40分）只答了2/3就被迫交卷了。

 

考完试回家过年，父母问我考得如何。我说我不可能考得更好了，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依然考不上，那只能证明我能力不够，今后也不会再考了。反正考不上还可以找工作，我不想再依靠父母了，早点工作也没什么不好。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十三

 

我安心地在家度过了本科时代最后一个寒假，回到学校，开始找工作，做两手打算。

 

我和刘冰参加了本校的一个大型招聘会，投出去几份简历，也没抱什么希望。没过多久，我们两个都收到了一家留学中介公司的面试通知。这家留学中介公司位于郑州中心商业区的一幢高层写字楼里，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面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笔译，另一部分就是面谈。笔译没什么难度，就是翻译一篇留学方面的文章。面谈的时候，主管问我近年有没有留学的打算，我说没有，他也没有再追问什么。面谈结束后，我和刘冰交流经验。她说主管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也回答说没有，可是主管意味深长地对她说：“现在没有，很快就会有了。”过了几天，主管通知她去实习，我没有得到通知。

 

回到学校不久，我腹部出现间歇性绞痛现象，开始没当回事，后来越来越严重，没办法只好去医院，查出有肾结石，医生要我多喝水、多运动，我遵医嘱行事，但还是没什么用。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那天，我痛得下不了床，几乎无法参加考试，可是一想到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又不甘心放弃。等我好不容易三步一瘸两步一拐挪到考场，老师已经在发考卷了。我在尖锐的疼痛中完成了上午部分的考试；到了下午，疼痛竟然消失了。

 

考完之后回到宿舍，听同学说上外和其他一些学校已经公布考研成绩了，我的几个同学都考得不错。我就决定也给北外研招办打个电话问问成绩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打了一通，占线；又打了一通，还是占线；有点恼火，决定最后再打一次——竟然接通了！我认定自己忙乱之中拨错了号码，于是赶紧挂断，重又小心翼翼输了号码，再次通了！我颤抖地询问自己的成绩，研招办的老师说我总分385，基础英语80，翻译76，综合考试88，二外82，政治59。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的总分相当高，在已经知道分数的同学里面是最高的，通过国家的总成绩分数线应该没有问题。可恨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政治居然只考了59分（我们宿舍一个跨专业考国际法的哥儿们根本没看这门课却考了79分），如果国家对政治的最低分数线划定在60分，我的所有努力将会因为这一分之差而顿时化为乌有。同学们安慰我说，政治分数线应该不至于到60分，要我别紧张，可是我无法不忐忑。很快，我的腹部又开始疼痛起来，吃止疼片也无济于事，痛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我去医院做了微波震荡手术，打掉了一个稍大的石头，肾里还剩下两个小的。我在床上躺了两天之后，康复了。

 

好在我的紧张和忐忑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国家分数线很快公布了。谢天谢地，政治分数线是55分，总成绩分数线是315分，我远远超出了分数线，只需等待面试通知。刘冰虽然基础英语一门只考了60多一点（因为没答完题目），总分却也考到360分之高，我衷心为她祝福。

 

没料到她的面试还在我之前，比我早了10天。她先于我去了北京，我觉得她肯定没问题，因为和高翻学院比起来，英语学院的面试淘汰率算是相当低的。她回来那天晚上，我约她一起吃饭。见到她的那一刻，她哈哈大笑，说她没考上。我见她那么开心，认定她在开玩笑。13个人里面选11个，我相信她肯定不是剩下的那两个人之一。不幸的是，她正是那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山东的女孩。至于原因——如果有原因的话——大概就是因为她基础英语考得不够高，而这门课在所有科目中的含金量又是最高的，也是老师最看重的。后来我到了北外，正好跟一个学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的学生同居一室，从他那里打探了一些内部消息。他说他们老师偏爱男生，而且跟应届生比起来，更偏爱有工作经历的人。果真如此的话，刘冰没能考上也就不奇怪了。

 

10天之后，我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车票，踏上了去北京的夜火车，心里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压力。

十四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看到北京的样子。虽然已是春天，刚走出火车站还是感觉异常地冷。火车停靠在北京南站，离北外相当远，我一路走一路问，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北外。我去找我师姐，她们不在宿舍，大概上课去了。我就绕着北外周围闲逛，在魏公村那边找到一个廉价旅馆，要了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每天40块，里面已经住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小伙子，看上去都很和善。

 

晚上我去北外找师姐一起吃饭，她们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不算保送生，这一届共有45个人通过国家划定的分数线，全部都被邀请来参加面试，最后只要21个，而这21个里面只有3个公费生，其他人全部自费。虽然我之前就对高翻学院的面试淘汰率有所耳闻，但绝对没料到有这样高，超过50%，这个数字让我发抖！师姐还告诉我，我在45个人中笔试成绩排名第二，但是按照北外高翻学院的传统，到面试这一关，笔试成绩要清零，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试成绩是终极决定因素，只有两个人面试成绩相同才会比较笔试成绩。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我的两位师姐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头一年，她们两个笔试成绩一个380多分，另一个只有350多分，最后两个人都通过了面试，不过却是350多分的那个得到了公费资格，另一个380多分的却要自掏腰包，当时的学费是一年1万2千块。

 

回到旅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如果说我以前还梦想着能够考个公费的，此时我觉得能上个自费已经是万幸了。如果我也跟刘冰一样失败而归，该如何向父母交待呢，又如何向同学老师解释呢。同屋的小伙子找我聊天，问我来干什么，我说面试。他说隔壁房间里面有两个女生也是来面试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他说不知道。于是我就去隔壁敲门询问，果然那两个女生也是来参加高翻学院面试的。我们兴奋地聊了起来。从聊天中得知，两个女生一个姓汪，以前在北京工商大学读书，后回到安徽一所大学教书，当年已经是第二次考高翻学院，终于得到面试机会；另一个女生姓田，湘潭大学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同学，2006年通过联合国中文编辑考试，是我们同学里面第一个通过联合国语言类考试的。跟她们聊了一会儿天，我觉得我的紧张情绪被大大缓解了。于是回到我的房间，洗漱，早早地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又早早地醒来了，心里依然微微有些紧张。我拿了收音机去北外的小花园里听广播，拿了一篇文章朗读，想先热热身。之后，我决定给爸爸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今年来面试的人很多，我很有可能考不上，连自费的也考不上。我想提前给爸爸打个预防针，让他先有个心理准备，万一我真地考不上，他不至于太惊讶，而如果考上了，那就是惊喜了。爸爸安慰我说，你去都去了，还想这些干什么，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是了。

 

面试开始之前，我们被召集到一个教室里休息。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聊天，既兴奋又紧张。有些同学连我们要考什么都不知道，包括坐在我前面的白燕飞，笔试第一名。面试分为三个部分：视译、复述、问答。这个程序我是知道的，因为《考研圣经》上有写，我也跟师姐问过，来北京之前曾经对自己做过些许针对性训练。

 

 

前两部分在语言实验室考，每个人有一盘磁带，我们的声音会全部录进磁带，供老师考核。视译的材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总干事的一篇演讲。虽然我也做过少量视译练习，不过因为没人指导，不知道该拿演讲辞做练习，都是拿报纸上的新闻做的，二者有很大区别。此外，当时对联合国也知之甚少，连UNDP的最高长官Director-General（总干事）中文官衔都不知道怎么说。文章倒数第二段是一个特别长的句子，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拆开。准备时间只有3-4分钟，老师说“开始”之后，教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讲话。我左边的一个女生讲话声音非常大，有些影响我。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硬着头皮翻，不记得我当时把Director-General到底翻成了什么，反正除了这个，一路都还算顺利，没有卡壳。到了倒数第二段那个长句，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刚开了一个头，就发现这个句子没有办法结束，只好倒回来重新说，结果再次陷入僵局。那个时候一点视译技巧也不懂，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感觉没了，就只能僵在那里。我大脑一片空白：完了，我肯定考不上了！身边的同学都还在大声地翻译，我沉默了几秒钟，看着磁带依然在匀速前进，没办法，只好又第三次向长句发起冲击，这次很走运，竟然把它顺下来了。等我刚翻完最后一个句子，老师就说“停！”。好险啊！

 

稍事休息，便是第二场，复述。老师放磁带，我们听两遍，边听边做笔记，然后将整篇演讲复述出来。这篇演讲是联合国辩论上的一篇发言，讲的是谁来监督新闻机构的问题，中心思想是“Who watches the watchdogs?"。我听得很明白，想着一会复述的时候使用总分总的结构，把逻辑讲得更清楚一些，结果真地等到复述的时候，我把这个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说的每一个单词都收录在磁带里，再想从头开始已经不可能，这就叫覆水难收吧。我也顾不得多想，就继续复述下去了。这次我领先了一些，复述完了好一会儿，老师才说“停”。

 

考完这两项，我的自信心已经完全崩塌了。有人问我隔壁那个讲话特别大声的女孩考得如何，她极有自信地说：“很好啊！”（事实上最后她没考上。）我一听到她这样说，更加觉得无望。

 

我们又被带回先前的休息室。老师给我们每个人编了一个号码。英文问答部分我们被分成两组，单号在一个教室，双号在另一个教室，但是又说1-4号同学不分单双号，都在同一个教室考。我恰好是5号，也就是说我是分组之后的第一个，心里纳闷，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前两项做得都不满意，我对自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到这一环的时候，反而一点也不紧张。

 

前面4个同学考完之后，6个考官分成两组。老师带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准备好。我只好退出来，继续等待。过了几分钟，他们终于准备好了，我再次进去。我那一组，主考官是中英同传界赫赫有名的加拿大人杜蕴德(Andrew Dawrant)——后来念书时我们就叫他小杜，还有另外两名中国老师。我跟他们礼貌地打招呼，然后谈话正式开始。一开始问题还比较简单，无非就是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然后说说我为什么想要做翻译、认为一个好翻译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我是否具备这些素质、我的强点和弱点各是什么、有没有做过翻译、有没有听过别人的口译等等。这些问题相对而言都算简单，我回答得非常流利。只是说起我的弱点时，我说我的词汇量不够大，并且举例说某次口译中不知道“钙”这个词怎么说。小杜立即反问我说：“什么东西含钙比较丰富？”我举了大豆和牛奶作为例子。他又问：“缺钙会造成什么疾病？”我说：“大概骨头不会很结实。”他还不罢休，继续问我说：“你知道osteoporosis（骨质疏松症）这个词吗？”我一听到这个词以osis结尾，而且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猜想一定是软骨症之类的意思，但是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词。”接着，在回答是否做过翻译时，我提到曾经给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做过翻译。小杜就紧接着问：“黄河水利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省级的？省间的？还是国家级的？”当时离我给这位专家做翻译已经相隔差不多一年，我实在想不起来关于这个机构的太多信息，就随口说：“我不大清楚，可能是省级的。”小杜步步紧逼：“那你觉得一个省级机构能够解决的了治理黄河这样的问题吗？”答案很明显，当然是“不能”。小杜又发问：“那你觉得黄河沿岸各省之间应该怎么样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是实在是太过宏大，我就开始打太极，笼统地说了一番上下游省份之间应该通力合作云云，试图混水摸鱼蒙混过关。小杜果然火眼金睛，岂能让我溜之大吉，他继续问：“In what way?”这可把我逼到墙角了。因为时隔一年，有关黄河治理的那些专业名词我几乎都快忘光了，只还隐约记得water detention, silt, dam等少数几个词，便说：“譬如上游省份可以用淤泥筑成大坝，这样既可以蓄水供农业灌溉；也可以使得下游省份免遭洪灾之苦。”这下小杜才终于放过我。又问：“河南是早期传教士活动的地区之一，请你谈谈河南省的宗教自由。”这个倒不难回答，我先是用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在河南，正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宗教自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然后又举例说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座清真寺，回民可以在那里自由地从事宗教活动，我从没听说他们受到过任何干涉。小杜又问：“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请你谈一谈河南省的治安状况。”我告诉他郑州的治安相当不错，至少我们学校附近不错。他又问：“河南省有很多文化古迹，你觉得应该怎样保护这些文化古迹？”我记得当时洛阳龙门石窟正在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便以此为例，说这是一种好方法，这样不仅可以呼吁河南人和中国人来关注这些古迹，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来关注它。回来我跟同学讲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俨然把我当河南省省长对待了。除这些问题之外，小杜还问了一些与时事有关的问题。记得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两架飞机在南海海域的撞击事件，小杜要我各用30秒钟的时间陈述中美两国政府的立场，并且不要夹杂任何主观的评价。我去面试的前一个星期正好在《21世纪报》封面上看到这条新闻，而且中美两国的立场被总结得清清楚楚，列在一个粗体的黑框内，我毫不费力地在一分钟之内把两国的立场表述出来了，然后小杜又就此事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都记不大清楚了。或许因为我是分组之后的第一个，我占用的时间格外长。不管内容如何，反正都回答地挺流利，反应也还算快。这一场交锋下来，我又觉得自己也许还能上个自费的。

 

考完这一部分，基本上就算完事了。不过还要被叫到一个小图书室，跟老师用中文聊聊天，主要看看考生的普通话有没有严重口音，算不上正经的考试。老师只问我们头天晚上睡好了没有、最近读了什么书之类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早已经放松下来了。

 

面试结果要到第二天下午4点才能知道，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到高翻学院来查。

 

十五

 

考完之后无事可做，我和隔壁房间的汪姓与田姓女生决定出去玩，这样即便考不上也不算白来一趟北京。汪先前在北京工商大学读过四年书，对北京很熟悉，义不容辞做了我们的导游。我和田都是第一次来北京，自然就去了游客必去的天安门和王府井，在王府井教堂门前的广场看到一群玩滑板的少年，非常酷。回到旅馆已经相当晚了，同屋的小伙子和大爷问我考得如何，我说不怎么样，很可能考不上。他们要我乐观一点。

 

本来第二天上午我和隔壁女生约好去别的地方玩，但是下午即将宣布面试结果这件事让我们都失去了玩乐的心情，最后我们就在旅馆里面聊了一个上午的天。从聊天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工作之后再考研是多么困难。汪和田都是顶着学校的巨大压力参加考试的。汪已经是第二次报考，如果这次考不上，按照她和学校达成的口头协议，她以后永远都不能再报考了。而田完全是瞒着学校参加考试的，如果被录取，也还要跟学校好一番交涉才可能被放行。汪姓女生说：“如果我没考上，请你们千万不要安慰我，否则我会大哭的。”我深深懂得这句话的分量。

 

等待是种煎熬。吃过午饭，实在百无聊赖。我决定蒙头大睡，好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一觉醒来，正好快到4点。我起床去找隔壁房间的两个女生，结果她们都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高翻学院，因为她们两个都相信我能考上而自己考不上，觉得一起去会丢脸。无论我如何解释自己面试表现得很差，她们都不肯相信我，说至少我的笔试成绩排第二，再不济也能上个自费的。我跟她们解释说笔试成绩已经清零，大家都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她们还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奇怪的很，虽然我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她们两个却对我充满信心。

 

时间在我们的争论中一点一点地流逝。我见实在说服不了她们，就决定先去旅馆门口等着，让她们以为我走了。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果然听见她们从旅馆里走出来。看见我还在门口，她们大声尖叫，又想折回头去。我说：“走啦！再不走老师都下班了！”她们两个才终于同意一起走。从旅馆去学校的那条巷子并不长，我们却走了很久，每个人的心情都沉重得无以复加，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

 

我们才刚走到电教楼的门口，碰见一个正在往外走的学生，对我说：“你是陈建军吧？你是公费的。”说完就旋风似的跑掉了，留我一个人呆在那里。我不认识那个学生，不知道他怎么就认出了我，我实在不敢相信他的话。两个女生听见那人说我是公费的，更加不愿意跟我一起进去。我只好一个人惴惴不安地走进电教楼。刚走到楼梯口，就看到广外来的白燕飞。她见到我就说：“恭喜你！你是公费的！”我问她怎样，她说她也是公费的。后来我从师姐口中得知，白燕飞笔试第一名，面试也是第一名；我笔试第二名，面试也是第二名。

 

此时，我已经基本相信我考上了，不过还是要去楼上跟老师确认。我到达的时候，走廊和办公室里面也挤满了人，气氛十分严肃。老师一看见我就说我是公费的，可是我根本没办法兴奋起来，因为身边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还有人在抹眼泪。因为当时只确定了两个公费生，就是我和白燕飞，第三个名额尚未确定，有两个学生的表现不相上下，考官们一时无法判断要把这个资格给谁。我们到达的时候，考官们依然在隔壁房间听两个人的磁带，试图找出哪一个人犯的小错误更多。我想幸亏我不是那两个人之一，要不然该多么紧张啊！这时，我听见有学生不甘心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小心翼翼地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是第三个公费生。不知道老师觉得被冒犯还是怎样，劈头盖脸地对他说：“我告诉过你了，你没考上！自费的没有你，公费更不可能有！”经这么一说，那个学生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勇气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悄悄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汪和田也来了。田得到自费生资格，但是汪很遗憾地被淘汰。我遵守诺言，没有去安慰她，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汪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我们也不敢去追她。等我和田回到旅馆，发现她早已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不辞而别。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但一直记得她的样子，短发，圆脸，风风火火的，不大像南方人。

 

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和田游了北大和清华，用我的傻瓜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到现在都还保存着。

十六

 

从得知面试通过到秋季开学之间的这几个月，大概是我一生中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大量地看小说（《挪威的森林》就是那时候看的），继续在外面做家教，没事跟同学打打乒乓球，一丁点压力都没有，只等9月来临，去梦想中的学校读喜欢的专业。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禁不住羡慕当时的自己。

 

而我的同学们，除了少数考上研究生的，都在忙着找工作，其中就有坐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刘姓女生，为考研花的心血比我们谁都多，报的学校也并不是什么名校，最后却名落孙山，我一方面为她感到惋惜，另一方面觉得有些愧疚，因为跟她相比，我简直算是不劳而获，没有太用功，却考上了一个好学校。只能说，学语言，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天分的吧。

 

刘冰则踏上了另外一条路——留学。她在那家留学中介实习了一段时间，本来是帮别人办留学，结果却是很快把自己给办出去了，正应了当初面试时主管的那句话，当然她父母的资助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开始她告诉我她要去法国留学，我还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当时我的同学中选择留学的人并不多，没想到她却是动真格的。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她的申请材料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她选择了法国南部的一所学校，专业是酒店管理，用英文授课。

 

9月份，阳光依然强烈，我回到北京，注册入学，见到新同学和新老师，接触到新课程，一切都很新鲜，令人兴奋。我现在依然记得上课第一天，高翻学院院长王立弟对我们说：“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不要以为自己是学英文的就不重视中文；也不要以为自己是学口译的就不重视笔译。”王立弟这个人争议性很大，我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能苟同，但他的这句话我却是记住了，随着阅历的增加，越发觉得有道理。如果有一天我当老师，我想也会对我的学生重复这句话。

 

月底，刘冰经北京去法国，约我在北外校园见面。我们在西院花园里聊了一个下午，她情绪还不错，并没有因为北外是个伤心地而沮丧，对留学生活充满期待。我从此再没有见到她，直到8年后的今天。其实后来我工作之后出差去日内瓦，本有机会见面的，但是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功。不过这不代表我们没有交流，相反，她在法国的几年中，我们之间的联络要比我和任何同学都要多，反而是她回到中国之后，我们的沟通渐渐减少了。

 

十七

 

 

在高翻的第一年，我们有3门专业课：交替传译、视译和笔译。因为每个科目都有英汉和汉英两个方向，每个方向由一个老师教，所以也可以说是6门课。第二年专业课更少，只有同声传译（当然也是两个方向）和翻译理论。其实说起来，翻译的技巧是非常简单和有限的，只要老师点拨一下，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全部明白，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这些技巧，却需要大量艰苦的训练。总之，学翻译，需要天分，更需要勤奋。大概正是因为这样，很多高翻出来的人，都乐说跟外人讲高翻两年有多苦多累，这的确是需要下苦功的地方。

 

不过我自己在高翻的两年，倒并没有太辛苦，一来我本身就不是特别勤奋的人，要我一整天呆在教室里面做练习，我做不到；二来我之前在大学里面，凭借一点小聪明，一直都还不错，就觉得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其结果就是，两年下来，我的翻译水平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预期，尤其是同传，直到现在还时常为此感到后悔。有时候某一场会议没有做好，我就想：如果可以让我再回高翻学院在同传箱里练一阵子该多好！

 

我们的各门考试（除了笔译），持续时间都很短，最长不会超过20分钟，万一发挥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因此，每次考试前我们都十分紧张。我看隔壁宿舍英语学院的同学只需要写几篇论文就可以了事，心里感到无比羡慕。当然，等我考完，又轮到他们羡慕我们了，因为我们考完之后万事大吉，早死早脱生，他们却还要在电脑前不停地改改改。

 

记得一年级下学期快到期末考试那一阵子，老师说二年级能不能学习同声传译完全取决于这次考试的成绩，所有人都吓得闻风丧胆，生怕自己考不好，被分到笔译班去。本来考试前大家已经够紧张兮兮了，被老师这么一说，那气氛简直跟白色恐怖时期差不多。每个人都绷紧了弦，天天在教室做练习，也包括我。结果那次我还比较幸运，考得还不错，不用担心学不了同传。老师让那些成绩不好的同学主动去找他，申请学笔译，但根本没有同学去找他。老师被激怒，说如果没有人申请，他就要按成绩进行排名，倒数的同学将不得不学笔译。这时，反而有同学去找他了。同学问：“一年级只学交替传译和视译，虽然和同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还没有学同声传译，老师怎么就知道我们学不好呢？”老师被问得哑口无言，这事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到了二年级上学期，我们刚刚学了一个月的同声传译，老师又说要考试，还是为了刷掉一批同学学笔译。老师说：“上学期我们说期末考试成绩不好的同学要转去学笔译，结果有人反驳，说我还没学同声传译你怎么就知道我学不好。好了，现在，大家已经学了一个月的同声传译，我们终于可以考试了。”于是，同学们又一次吓破了胆。考完了，同学继续发问：“但是一个月又能学到什么呢？第一个月没学好就代表我永远学不好吗？”结果，这第二次所谓的资格考试，便又一次不了了之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次考试的成绩。老师从此再没有提分班的事情，所有人都得到了学同声传译的机会。皆大欢喜。

十八

 

高翻学院教我们的老师当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教笔译的李长栓老师，另一个是教口译的杜蕴德老师（前文提到我们都习惯称他小杜）。他们对我的翻译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我被他们洗脑了。

 

李长栓老师本身的经历满传奇的。他也是河南人，80年代中师毕业，后自学英语，1993年考入最后一届联合国译员训练部，最后得以留校任教。他从不讳言他的经历，并为此而自豪。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一起吃饭，大家对他的经历都很好奇，问他当初怎样学的英文。他说：“很简单，就是听广播。”他说了一个中国广播节目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大致就是《许国璋英语》之类的。我从心底佩服他，不仅因为他的英文和翻译，更是因为他的性格。

 

然而，同学们最初接受他的教学方法，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李老师教我们汉英笔译，一共教了两个学期，但是却花了一个学期还多的时间来讲英文写作，尤其是一本题为Style的英文写作教材，搞得我们很不耐烦。到了期末，学生给老师打分，他自然没得到高分。我很不好意思地在这里承认，我给李老师的分数也不高。罪过罪过，看来民主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若是别的老师，得到不好的评价，不高兴藏在心里也就算了，李老师不，他在课堂上公然问我们为什么给他打那么低的分数，真是可爱。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是非常自信的，觉得我们理应给他一个高分。

 

事实是，那个时候我们对翻译还是知之甚少，又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去理解老师的意图。李老师之所以在汉英笔译课上如此强调英文写作的重要性，是因为他认为，把一篇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之后，英文译文读起来应该像原本就用英文写作的一样，而不应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从中文翻译过来的，否则便算不上成功。既然如此，不管中文原文如何，最后出来的英文译文总要符合英文写作的原则（譬如衔接和连贯）才行。说白了，所谓的汉英笔译，本质上就是英文写作，只不过写作的内容被事先规定好了，仅此而已。可是当初年轻气盛的我们，哪里懂这些道理，只想一味地学习新东西。老师的心意，我们全然不了解。我想那时他一定是寂寞的，所谓“高处不胜寒”。

 

幸运的是，一个学期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了李老师的好。他给我们布置的翻译作业，往往都很短，但是要求我们不仅给出译文，而且要把整个翻译过程写下来（譬如如何用Google搜索），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翻译，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样的翻译是符合英文习惯的。人们常说，老师应该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李老师正是这样的典型。另外一个教我们英汉笔译的老师，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她是那种非常严谨的人，严谨走到极端就是死板。我记得有一次她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是翻译一篇小说的故事梗概，最后一句是说男主角在女主角心目中的伟岸形象collapsed。我将collapse翻成“轰然倒塌”，作业发下来，发现“轰然”两个字被老师删去了。李长栓老师不喜欢拘泥于原文的翻译，强调无论如何译文都应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字对字并不一定是忠实的翻译。如果不能有效传达原文的意义，那么再忠实的翻译都是无效的。他甚至认为，如果原文写得逻辑不够清楚，翻译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动笔翻译之前，先理顺原文的逻辑关系，对原文进行必要和适当的编辑。总之，在他眼里，翻译应该视译文的读者为“上帝”，因为佶屈聱牙的译文，只能展示译者的无能，读者是没有耐心读下去的。

 

我想正是李长栓老师第一次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functionalist theory）介绍给我们的。说起来，大部分学翻译的人，都是实用主义的拥趸，鲜有人喜欢研究翻译理论，倾向于认为翻译理论往往晦涩难懂，与翻译实践脱节，并不能有效指导翻译实践。我本人也大体是这种态度，真正做翻译的人，对于搞翻译理论的，潜意识里面都是有些不屑一顾的（反之亦然），觉得他们是因为做不了翻译，才退而求其次去搞翻译理论。国内也的确有很多搞翻译理论的教授，讲起理论头头是道，真正做起翻译，却未免贻笑大方。不过，我没有那么极端，以至于认为所有的翻译理论家都是无能的人。只是在我看来，翻译更多的是一种门手艺(craftsmanship)，勉强算是一种艺术，但绝对不是科学，这个行当有很多技巧（techniques），或曰雕虫小技，上升不到理论（theory)的高度。现今很多所谓的翻译理论，其实跟翻译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不过是利用诸多其它学科（譬如心理学、认知学、跨文化研究等）的成果，对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进行解释而已。功能主义理论是为数不多深得我心的翻译理论，因为理论本身是宏观的，但是却能够贯穿翻译过程始终，影响到翻译的每一个环节，并对翻译结果形成重要影响。

 

后来我的毕业论文，正是利用了功能主义理论去剖析《天堂里的布波族》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可惜分导师的时候，我没能分给李长栓老师。跟我的大多数同学轻视毕业论文不同，我很重视我的论文，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最后写得还算令自己满意。毕业之后，我把论文稍作修改和压缩，寄到《中国翻译》，不久竟然发表了。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十九 

 

 

再来说说小杜。这个台湾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毕业的加拿大人如今已成为中英翻译界的一个神话了。他讲一口可乱真的普通话，绝对没有外国人常见的声调错误，中文词汇量比我们还大。刚学同传时，我们曾经花了好长时间练习复述，也就是跟着中文演讲用中文复述，但是要尽量使用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法，这时，近义词词汇量变得很重要。他时常问我们某个中文词汇的近义词，我们班十几个人，想来想去也就想出两三个，结果他很生气，一口气说了十来个，搞得我们很羞愧。不仅如此，他还能讲流利的广东话，事实上他是先学的广东话，后学的普通话。我不会讲广东话，也从来没听过小杜讲广东话，但是据我一个后来去香港工作的同学所言，他的广东话讲得也很地道，还会用很多香港的俚语。据说，小杜教我们上一届学生的时候，自己在外面开会也会带上一个学生在旁边观摩，感受实际生活中同传是什么样子。那些有幸被带去的学生，回来之后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到我们这一届，小杜已经取消了这种做法，所以我从未有机会亲眼目睹他做同传时的风采。

 

不过，我倒是听过他的同传录音。2002年初，小布什曾经访问清华大学并发表演讲，当时就是小杜和另一个中国人做的同传。我们的英汉交传课上，老师曾经拿这篇演讲给我们做练习。做完之后，老师给我们放了小杜的同传录音。两相对照，我们都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中文不是他的母语，他用词却比我们还要古雅，譬如university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我们翻出来就永远是“大学”，他却能想到“学府”这个词，misleading在我们这里，永远都是“误导”，在他那里，却变成了“误人子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此外，他做的是没有稿子的同传，要在电视上直播，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做的是最普通意义上的交传，结果还跟他差距那么大，实在无地自容。 

 

小杜在高翻学院统共只呆了三年时间，就教了我们两年，想来真是幸运。我们一年级的时候，他主要给二年级学生上中英同传课，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课，但是会不定期地利用晚自习时间，给我们上交传课。不知道是不是我面试的时候给他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点我起来翻译，有时候还拿我开涮，给我很大的心理压力。我最开始坐在前排，见他总是喜欢点我，就偷偷搬到后排去。结果，还是逃不出他的视线，照旧点我。有一次，我明知道他点我，却故意不看他，也不起来，希望我的同桌能够误以为是在点他。小杜就一直笑，见我还不起来，就说：“说你呢，就是你！”我才不得不起来。到了二年级，因为与院长的关系不太和睦，他已经有了离开的想法。只是因为新上任的老师只比我们高一届，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他就继续教我们中英同传课。与我们上一届比起来，他给我们上课的时间已经减半。一般是这次课由新老师带我们做练习，然后下一次课由小杜讲评。有时，他也会组织我们召开一整天的模拟会议，让我们切身感受如何为一次会议做准备，现实生活中会议如何运作。有一次，我在模拟会议上的一个译法曾经让他笑掉大牙。因为模拟会议上的发言，往往都是前几分钟才送到翻译箱，我们根本没有时间通读原文，只能拿着稿子做视译。我拿到的一篇稿子是这样开头的：“To start with, let me share with you an environmental disaster…”我没过脑子，就径直翻成：“首先，请允许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环境灾难…”。结果讲评的时候，他说这是他听到最可笑的一个句子，因为中文里面“分享”这个词只能跟褒义词，也就是说只能分享好的东西，而不能分享“灾难”。实际上这句话可以简单地翻译成：“首先，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环境方面的灾难。”

 

小杜与李长栓老师虽然一个教口译一个较笔译，但是翻译理念却惊人的相似。我们上汉英同传课上，曾经抱怨中文相对于英文而言音节比较短，同样的意思，用英文说出来，要花更长的时间，如果讲话人速度说话又很快，我们怎么都跟不上。小杜有一次就问我们：“真的一定如此吗？”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就是把一个中文段落及其英文翻译都写在黑板上，然后比较二者的音节数，结果表明：并不一定。我们之所以认为中文翻译成英文后，音节多，要花的时间长，嘴巴倒腾不过来，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英文水平所限，找不到最言简意赅的英文表达，以至于常常不得不去解释中文的意思，让句子无形中拉长了；第二就是中文演讲里面常常会充斥一些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冗余词汇（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意见和建议”），英文当中并不需要全部翻出来，而我们不知道去粗取精，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不仅让英文句子变得拖沓冗长，而且会让句子重点不清晰，甚至读起来不知所云，成为可笑的中式英文。总之，与李长栓老师一样，他也是坚决反对字对字的翻译。如果有人认为“宁信而不顺”的死译是忠实原文，那要么是因为他源语(source language)水平不够，无法理解原文，要么是因为译入语(target language)水平有限，虽然理解了原文，却无法将原文转换成顺畅的译文，只好以忠实为借口掩饰自己的无能。

 

工作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小杜。不过，有一次去中国网通做交传，结束的时候在走廊里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开始不太相信是他，走出大厅的时候，发现接下来的一个会见是在中国网通和加拿大商业银行之间，便确定是他了。我的同学中曾经有人有幸和他做过搭档（一个人给中方翻一个人给外方翻），回来又带回一堆惊叹号和一些经典译法，譬如in vacuum，被他翻成“空中楼阁”，“大而全，小而全”这样中国特色的词，被他意译成“each business is like a small universe, with its own school, hospital and basically everything else you could think of.”我也曾经在工作当中跟我的好几个老师搭档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小杜。今年早些时候我去给中国邮政和联邦快递(FedEx)的一个会见做交传，我同事跟我说小杜是联邦快递的御用翻译，害得我紧张了好一阵子，结果却不是。

 

当然，翻译是个很小的圈子，他的新闻还是时不时地传到我的耳朵中。我知道他去上海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另一个高级翻译学院，公然向北外高翻叫板，并且当上了口译系主任，我希望他在那里能够找到他想要并且值得拥有的自由。除此之外，据说他结婚了，找的也是一个上海人，同样是做翻译的，而且恰好也是北外高翻毕业的，与我有过一面之缘。我念书的时候，她曾经借在北京开会之机回母校跟我们做过一次谈心，当时并不知道她与小杜有私人情感关系。记得小杜在开场白中介绍说，他们的相识就是在一次会见上，他给加拿大总理做翻译，而她给上海市市长做翻译。我听说过很多种恋人相识的方式，这大概算是最特别的一种罢。谁能想到，在两位领导人的阴影背后，有一股浪漫情愫正在潜滋暗长呢？

 

总之，我很庆幸在高翻的两年中，能够得到李长栓和小杜这两位老师的教诲。他们犹如两座灯塔，指引我在翻译的海洋中前行。尽管我离他们越来越远，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们的光辉。

 

二十

 

 

与英语学院的学制不同，高翻学院研究生只有两年，而不是两年半。乍一看只有半年的差别，但实际上由于二年级伊始我们就要面临找工作的压力，再加上写论文的任务，实在是很难静下心来练同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同传学得不如交传好。英语学院的学生可以写完论文再找工作，冬天毕业之后还可以在学校继续待着，直到7月，比我们要从容地多。当然短学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早一年工作，多挣一年的薪水。

 

我们刚上二年级没多久，外交部就来招人了；再过不久，外经贸部（当时还没有商务部）也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学们似乎都不愿意去外交部，却愿意去外经贸部。两个部委给我们的考试名额都是4个，结果外交部只有2个人报名，外经贸部却有将近20个人报名。我当时对外交部抱有偏见（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也跟风选择了外经贸部。工作之后才发现，其实中国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国企）走得都是同一个体制，不同的部委之间，除了负责的领域不同，本质都是相似的。与其去小部委，不如去外交部商务部这样的大部委，因为这些大部委比较重视翻译的质量和培训，可以学到真本领。如果非要在外交部和商务部之间选择的话，那我会选择外交部。不过，当时年幼无知，选择了外经贸部。因为有很多人报名，老师只好按一年级的成绩排出前4名，我有幸成为前4名，幸运地获得了考试资格。

 

外经贸部的考试分成笔试、口试和面谈。笔试一篇英翻中一篇中翻英，一篇是关于艾滋病的，一篇是讲世界经济的。两篇文章都挺宽泛，没有特别难的地方。我先做的英译汉。做到一半的时候被叫出去参加口试。口试的考官是翻译界小有名气的袁园，我后来工作之后还曾经跟她做过一次搭档，她带以色列副总理及工贸部长（后来成为总理）奥尔默特来信息产业部拜访，我给中方翻，她给外方翻。说回考试，袁园先用英文问了一些问题，诸如以前在哪里上学、如何听说这个专业的、喜欢同传还是交传、对公务员的印象如何，然后问如果我同时有机会给高盛的CEO和外经贸部的部长做翻译，我会选择哪一个？我说：“作为一个翻译，我的职责是提供好的翻译服务，至于为谁服务我不在乎。”然后她读了两小段文章，让我现场口译。完了我就回到那间教室继续作笔译，总体感觉还可以。

 

考完笔试和口试，就是面谈了。面谈的顺序由抽签决定，我抽的是最后一个。前面一个男生出来说，考官问他愿不愿意去非洲常驻。我赶快想如果问我我该如何回答。总不能直接拒绝吧，那也太不给他们面子了。最后决定拿父母做挡箭牌，说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父母身体不好，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妹妹，他们离不开我。还好最后没有问我这个问题。面谈的部分有两个考官，一男一女，那男的五大三粗，一脸胡茬，一头乱发，太不符合我心目中的外经贸部官员形象了。女的看起来一副女强人的样子，有官场男人的味道，相比之下袁园可以算得上清纯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女考官问我：“你好像还不是党员吧？”我一听见这个问题就有些恼火，回答说“不是。”“写过入党申请书么？”“没有。”“能解释一下么？”“这大概和我的性格有关。我觉得入不入党没关系，做出实事才是最重要的。鲁迅先生是无党派人士，可是照样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拿出大文豪做论据，她不得不哑口无言。可是显然她很不服气，接着让我描述一下我性格中的弱点以及我周围的人对我的评价。“你为什么想做公务员？”“其实我没有特别想做，我只是想做翻译。”“那在别的地方做翻译也可以啊，为什么想来外经贸部呢？”“外经贸部的锻炼机会比较多吧！”就这样，我亲手葬送了去外经贸部的机会。当时并不后悔，但是现在却有一点后悔当时太鲁莽了。

 

此后我又参加了外研社、CRI、新华社和CCTV9等媒体的考试。经过外经贸部的考试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做媒体。一来我觉得我的翻译水平并不足够，对于这个职业有点畏惧；二来我厌恶官僚机构的种种作风，觉得媒体可能会好些，因此想要转而做媒体，一方面可以用上英文，另一方面又不必以翻译为生。工作之后，我才知道在中国做新闻基本上是没什么前途的，除了娱乐新闻，不过当时却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媒体上。CRI在我去那里实习了两周之后首先给我offer，当时另外几家都还没有出结果，而我实习期间CRI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就一直拖着不签约，想要等等看。结果我没有等来我想要的结果，反而等来了史无前例的非典。

 

非典期间，一切忽然都停了下来。命都保不住了，谁还在乎工作呢？我当时住在校外租来的房子里，每天看小说，做饭，实在闷得无聊，就听CRI广播做同传练习。中间老师曾经推荐我去国家税务总局，我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了面试。本来人家都答应要我了，条件是我必须要参加第二年的公务员考试（因为当年我没参加），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我的一个已经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同学，不知道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给他们，也去参加了面试，结果人家自然没有要我。不过我也并没有太难过，因为我本身并不太喜欢这个工作，再说谁也不知道非典什么时候结束，我一度觉得北京要灭亡了，那即便找到了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几个月后，非典病毒奇迹般地消失了。北京宣布解禁的那一刻，我激动地热泪盈眶，似乎经历了一场战争，而我活了下来。恐怖的是，解禁之后的几天，我却开始发烧，也不敢去药店买药，找出快要过期的退烧药来吃，也不管用。毕业之前，学校要求我们到香山脚下隔离一个星期。启程去香山的头一天，我还发着低烧。我都怀疑我曾经得过非典，只不过我免疫力比较强，打败了非典病毒。总之，出发之前学校测体温，我很庆幸地一切正常。我们在隔离区完成了论文答辩，出来之后不久，就在恍惚中毕业了。

 

既然活了下来，又毕业了，就又不得不为找工作而操心。找工作这件事，有点像在沙滩上拾贝壳，最开始见到好看的，也不敢捡，担心以后可能会有更漂亮的，而每个人都只能捡一个，一直走到沙滩尽头，才发现最美丽的贝壳都已经错过了，此时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我的很多同学，见一个招聘广告，不管喜不喜欢，先参加考试再说，大不了最后拒绝人家。而我，挑剔又犹疑，见到了不喜欢的就绝对不肯去考试，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愿意人家给我offer我又要想尽方法拒绝人家。结果到头来，我喜欢的没有要我，我不大喜欢的，到最后也都已经招满了。我落得个两手空空。

 

我安慰自己，没关系，先找个临时工做，第二年再找正式的工作。研究生处的老师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一定要在几个月之内找到一个可以解决户口的工作，否则我的户口就要打回原籍。我问她户口有什么用，她说用处多着呢，现在不要，以后后悔都来不及。被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我必须要个户口，尽管我并不清楚户口到底有什么用。我又去学院的海报栏里找从前的招聘广告，一一打电话，问人家还需不需要翻译，正好中石化还有空缺。我很快被安排去面试，与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外交学院的本科生。搞外事工作的处长接待了我们，他也是北外毕业的，因此对我很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试分成两部分，先做一篇笔译，然后是面谈。笔译部分对我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因为选的是《十六大报告》的一部分，而小杜前不久刚刚要我们通读完，我印象还很深刻。与我一起考试的外交学院男生还问我“小康”怎么翻呢。本来我以为我胜券在握，结果跟人力资源部面谈的过程中，外交学院的男生说他父母都是中石油职工，他从小就在石油子弟学校念书。而我，这辈子跟石油行业都扯不上一点关系。那一刻，我隐约感到了担心。几天之后我打电话给中石化，他们要了外交学院的男生，我的担心被证明是有道理的。

 

正在我绝望之际，我的同学兼好友奚悦跟我说，她签约的中国邮电翻译公司还有空缺，因为有人临时违约。于是我只好又打电话给这家当初我根本不屑一顾的公司，几天之后参加了面试，然后很快就被录用。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二十一

 

尽管我曾一度处心积虑地想要转行，但最终也没转成，阴差阳错地做了老本行——翻译。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对于到底能不能做好这个职业，我心里其实很没底。我安慰自己说：全国有数万人在做翻译，其中很多人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翻译培训，人家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我就不行？

 

我最初的设想是先工作两三年，存够钱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出国读个别的专业，然后趁机转行。但是最终，我还是留在了这个行业，一做就做了六年，而且看样子还要继续做下去，或许今生就将奉献给翻译事业，也未可知。其实，要不要转行这个念头，折磨了我好多年。这种折磨最初还是比较轻微的，只是偶尔想想罢了，觉得一辈子就做这一行心有不甘。到今年年初，我已经是整夜失眠，天天为这事发愁。可能是眼看着30岁就要来临，内心有一种紧迫感，感觉再不改变，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我查阅了无数网站，想过了无数种解决方案，譬如跳槽、留学、移民。就在我举棋不定之际，联合国总部及时地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告知我通过了2008年11月举行的中文笔译和逐字记录员考试笔试，很快将会在北京举行面试。我大清早一般是不上网的，但是那天早晨，我似乎有种预感，一起床就打开了电脑，果然收件箱里有一封信。看到信来自联合国人力资源部，我的心猛地一紧。因为此前一个多月，我已经收到过一封这样的信，是关于口译考试的，我毫无意外地fail掉了。至于笔译和逐字记录员的考试到底能否通过，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2006年那一次，我觉得自己做得相当不错，也并没有通过，而这次感觉还不如那一次好，就更不敢抱太大希望了。打开电子邮件的那一刻，我兴奋地叫了起来，一个人，大清早，在房间里，像个疯子。

 

联合国语言类竞争考试是联合国招聘初级(P2)语言职位的唯一方式。换句话说，所有想要在联合国从事语言工作（包括口译、笔译、逐字纪录、编辑、制版）的人，都必须要通过相应的考试；反过来，通过考试，就意味着一定有机会为联合国工作。当然不是说通过之后立即就会有工作机会。成功通过考试的人会被纳入一个后备人员花名册(roster)，一旦联合国出现初级职位空缺，就会从花名册上找人填补。等待期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具体要取决于联合国职员的离职和退休情况、通过考试的人数以及考试成绩的排名。据说是按考试成绩从高到底的顺序排列的，分数越高，聘用就越早。

 

联合国中文语言类考试第一次举行是在2001年春天，此后不定期举行，每次均在北京、日内瓦和纽约设有考点。大概因为2001年是首次考试，尚无太多经验，考试不分笔译、编辑和逐字纪录，全部考题都放在一张考卷上，通过考试即可担任这三种职位中的任何一种。当时我还没有考入北外高翻学院，很遗憾地错过了。不过鉴于彼时我对翻译所知甚少，估计参加也考不上。话说回来，这次考试是到目前为止最容易的一次，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年互联网还远不如今天这样发达，加上是初次举行，宣传力度不大，一共只有500多人报名（而2006和2008年报考人数都达到6000-7000人之多），最后通过考试的人数却是历年最多的，共有33人（而2006和2008年均只有20人左右），相对而言竞争要小很多。也正因为通过人数较多，这次考试的后备人员名单花了5年的时间才用尽。

 

2004年底，联合国第二次举行语言类考试，不过仅限口译。我看到考试通知时已经太晚，而且考试期间我恰好要去日本，于是再次和联合国考试擦肩而过。按照惯例，联合国委托中国人事部对报考人员进行预选。人事部要求所有报考人员先参加一次笔译考试。据我一位非常厉害的同学白燕飞介绍说，笔译预选考试的题目太偏向文学翻译，其直接后果就是很多口译不错的考生根本未能通过预选；而通过预选的人当中，有些人则从来都没有做过口译，只不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的，他们在口译考试中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最终，联合国只招聘到了两个合格考生，一个是在翻译界颇有名气的冯京葆（现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作），另一个是我在北外高翻的老师谷欣。

 

两年之后的2006年，联合国语言类考试第三次举行，这次考试涵盖笔译、编辑和逐字纪录三个门类，且每个门类单独考试。考生只需要提交一次申请，即可参加全部三门考试，当然也可以选择只考其中一门或者两门。这次考试终于被我赶上了，机不可失！我毫不犹豫地在三门考试前面都打了勾。为参加考试，除了填写申请表格以外，还要以“我为什么想要为联合国工作”为主题写一篇英文作文。我记得我的作文题目叫做“我也有一个梦想”，从我年少时的翻译梦，写到北外高翻与联合国的渊源，加上当时我已经被公司派遣到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做过两次短期翻译，又写了一点这段经历，就敷衍出了一篇文章。

 

我毫无悬念地通过了人事部的预选，于4月在北外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考试，连续3天，每天6个小时，简直是一场马拉松。第一门考试是逐字纪录(verbatim reporting)，其实考得都是翻译，跟笔译考试差不多，只不过文章都是大会发言，篇幅较长，对速度有较高的要求。因为是第一门考试，我太想要把一切弄得尽善尽美，就花了好多时间打草稿，再抄到考卷上，结果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有译完，不过也就只差最后一段的两句话而已。值得要注意的是，每门考试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部分是淘汰性(eliminatory)的，也就是说，如果这部分没有通过，考官就不会继续评阅后面的考卷了，将直接导致考生失败。第二天是编辑考试，对我来说这是最为生疏的一个领域。虽然这门考试也需要考一点翻译知识，但是大部分都是对中文篇章进行编辑，包括修改错别字、标点符号和不符合中文语法的句子等等。我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好多地方都模棱两可，觉得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最后一天是笔译考试。考题让我大跌眼镜，因为实在是太容易了，简直是小儿科！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的考卷怎么能分得出高下。

 

半年多之后，收到人事部的通知，告知我三门考试都没有通过。逐字纪录和编辑考试没通过，我没有太多话可以说，但是笔译没有通过，说实话是我有一点不服气的。不过回头想想，虽然我觉得自己答得相当不错，但是别人有可能做得同样好甚至是更好。我的好多同学都参加了这次考试，最后却只有一个同学通过编辑考试，就是前文提到的跟我一起参加北外面试的田姓女生。我跟同学交流时，他们也都说自认为笔译试卷答得很好，却也都没有通过。联合国并不公布考试成绩，也不允许申诉，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考了多少分，自然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没能通过。不过，联合国判卷的公平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未能通过也就未能通过吧，只能说明自己还不够联合国标准，加上我当时还年轻，对于本职工作也还蛮有兴趣，也就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在中国邮电翻译公司的一位同事王红2001年通过语言考试，2006年赴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职。有一次她回国探亲，我有机会见到她。她告诉我，联合国中文处非常看重考生是否忠实于原文，至于有没有文采，倒是次要的，“宁信而不顺”，跟外交部翻译室的要求差不多。经她这么一说，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通过2006年的考试了。

 

二十二

 

2008年7月底，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个同事给我转发了一则来自国际会议笔译员协会(AITC)的新闻，告知我联合国很快将要举行新一轮的中文语言类竞争考试，要我留意联合国以及中国人事部的网站通知。8月，报考细则在两个网站先后出炉。这次考试依然分成三个门类，不过不再是笔译、逐字纪录和编辑，笔译和逐字纪录两个专业综合成一门考试，另外两门分别是排版编辑和口译。在中国境内居住的考生须通过中国人事部的网站报名，海外华人则须通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名。无论在那里报名，都需要经过预选程序。只有通过预选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考试。口译和笔译专业要求报考人翻译两段英文文章，排版编辑专业则要求报考人用中文写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愿意给联合国当编辑”。这次编辑考试不是内容编辑，而是排版编辑，要求考生在出版一线工作，熟悉各种排版软件，我明显不符合要求，所以只考虑笔译和口译专业。

 

8月底，我前往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作短期翻译，按合同规定应该是在10月初回国。这次考试的报名截止日期是9月8日，考试时间为11月下旬。按道理我应该通过人事部报考，因为考试时我应该已经回国。然而，我刚去日内瓦不久，国际电信联盟（ITU）中文科的科长就告诉我，她希望我在WIPO的合同结束后能留下来，再去ITU做一个短期合同到12月初。她说她正在努力帮我申请，但能不能批下来则要取决于ITU大会部主任。因为这个原因，我迟迟没有报名。到截止日期的前一个星期，我打电话给ITU中文科科长，她说我的合同还没有批下来。我只好向她坦白，说我这么着急是因为联合国语言考试截止日期在即，我急需确定考试时我是在北京还是在日内瓦（日内瓦正好也是三个考点之一），才能知道应该通过中国人事部报名还是联合国总部报名。她听完建议我说：“你为什么不两个地方同时报名？”我顿时醍醐灌顶：“为什么不？报考细则并没有明文禁止这样做啊！”谁能想到，正是这无奈之下的一个举动，最后竟然成了我的救星。我花了一个下午，把预选要做的两篇非常难以理解的英文片断翻完，又填了一堆表格，终于在截止日期之前的那个星期五报上了名，同时申请在北京和日内瓦考试。9月底，ITU中文科科长通知我，很遗憾，尽管她努力了两次，大会部主任依然以预算不足为理由拒绝批准我的合同。这意味着我要按既定时间回国了。幸好我做了两手准备，这件事不会影响到我参加考试。

 

10月下旬，人事部网站公布了通过预选的考生名单，在7000名报考人中，共有600人左右通过预选，但并不包括我！因为上次申请考试的经历十分顺利，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次通过预选也绝对没问题。然而，在一堆密密麻麻的身份证号码中找了许久，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号码，才终于不得不相信事实。两天之后，收到人事部来信，正式通知我未能通过预选，但没有解释原因。不过，遭遇如此待遇的并不止我一人。我的同学们也集体遭遇滑铁卢，无一幸免。正在我耿耿于怀之际，联合国总部给我发来了两封电子邮件，通知我同时通过口译和笔译考试的预选，获得两门考试的资格，并补充说如果我不能参加考试，一定要尽早通知他们，以便另做安排。收到这样的信，真是让人肝肠寸断。我人在北京，却获得了在日内瓦考试的资格！总不能为这件事再专门去一趟日内瓦吧？虽然感到很抱歉，我还是决定按照要求，给联合国总部回一封信，礼貌地说明我不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考试，并诚恳地解释了我不能参加的原因。在信的末尾，我试探性地问：“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不过我还是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把我转到北京考点？”一向效率低下的联合国竟然迅速地给我发了一封回信，说如果我想要转到北京考试，需要跟中国人事部的某某先生联系，并把我当时发给联合国总部的申请文件发给这位先生，同时抄送给中国驻联合国总部代表团的某某先生，再解释一下请求转到北京考试的原因。我按照要求给两位先生发了电子邮件。过了两天，人事部的某某先生果然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了具体的情况，然后告诉我过几天去北外取准考证。我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同时获得了笔译和口译两门考试的资格。在所有的考生中，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至少也是极少数的幸运儿之一。

 

11月底，考试如期在北外举行。三门考试中，参加笔译和逐字纪录的人数最多，有500人以上，占去5/6。笔译考试形式与两年前一模一样，但是考题却有了本质的区别。两年前的笔译试卷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而这次考试则正好相反。笔译试卷共包括5个部分：一般性文章（英译汉）、大会发言（从英语以外的其它语言翻译成英文之后再转译成中文）、专业文章（英译汉）、一般性文章（汉译英）和二外（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任选），其中前4个部分是必做题，最后一部分是选做题。第一部分就非常地难，篇幅又长，通篇都在讲“宽容”这样颇有些形而上的概念，最后竟然把《牛津英语字典》对“宽容”的定义搬了出来。正如前文所说，第一部分是淘汰制，对于考试成败起着决定性的意义。考试之前我还告诫自己说一定要牢记联合国中文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但是真地开考了，我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个，只能追随自己的直觉。由于2006年参加逐字纪录考试曾经有过没有译完的教训，这次我没有太花时间打草稿，基本上是一气呵成，中间遇到两个生词，还好没有拦住我的路，最后稍微提前译完，还有一点点时间检查。第二部分是一篇大会发言，应该是针对逐字纪录专业设计的题目。对于逐字纪录员(verbatim reporter)来说，速度至关重要，因此这部分文章篇幅更长，十分考验人。不过和第一部分晦涩难懂的文字相比，这篇文章在难度上要小一些，拼的就是速度。我一鼓作气翻完，没留遗憾。第三部分是专业文章，共有经济类、法律类、社会类、科技类四篇文章，可以任选一篇（法律专业考生只能选择法律文本）。我把四篇文章大致浏览了一遍，发现每一篇都很难，实在是不知道该选哪一篇下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没有太多时间犹豫，就狠心挑了经济类，这是唯一没有生词的一篇。虽然没什么生词，但是文章讲的是经常账户下的盈余问题，十分令人费解。我硬着头皮译完了，也不知道到底译得如何，只知道专业术语我肯定都译对了。第四部分是汉译英，这篇文章不算太难，篇幅也不长，对于我这样工作中常常要做汉译英的职业译员来说，相对容易。最后一部分是二外。我本科时代曾经非常努力地学过一年半的法文（因为要考研），研究生时代又三心二意地学了一年，工作以后基本上都忘记了。不过最近两年，我频繁地去日内瓦（法文城市）出差，又把它捡了起来，尤其是听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现在讲的还是不够好，但是看报纸也能看个大意，跟人做交流也没有太大问题，除了经常弄不清阴阳性。二外考卷也是一篇一般性的文章，难度要比英文文章小得多，我做得颇为顺利，通篇只有一个句子不太确定是否翻对了。考完整场考试已经凌晨12点，天很冷，我却有些兴奋。

 

第二天下午考口译，地点就在高翻学院。口译考试时间要短的多，加上中场休息还不到一个小时。只有50个人参加考试，仅考同传一项内容，6段录音，3段英译汉，3段汉译英，每段大约5分钟。在同传方面，我是个慢热型的人。我很难一下子进入状态，总需要一段时间热身。平时开会做同传，我都愿意第一个做，因为刚开始开会，讲话人会说些无关紧要的空话，我可以趁着这段时间让自己热起来。好吧，我承认我这么说有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说到底大概还是因为锻炼得不够多，没有办法将边听边想边说锻炼成生活的常态。联合国口译考试要求译员能够立即进入状态，不要任何准备和热身，因为全部录音加起来也不过30分钟而已，像我这样慢热型的，刚开始感到热，考试已经过去了一半，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好的。与笔译考试相比，口译考试还有一些特有的问题，譬如说同传间里面的设备也会影响译员的发挥。我们考试用的同传间倒是标准的，但耳机却只能接收到一个声道，另一个声道被关闭，据说是为了便于考官监听，因此只有左耳能够听见录音，这让我非常地不习惯，如果两只耳朵只能选择一只，我肯定会选择右耳。我刚翻了两句，就发现这个问题是难以忽略的，而此时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调整耳机的方向。我一边翻，一边想耳机的事情，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翻得一塌糊涂。中场休息时，我跟我旁边的一个考生交流，她说她也有同样的问题。下半场汉译英，我把耳机换了一个方向，让右耳接受信息，就感觉好多了，翻得也流畅很多。当然部分原因是，汉语毕竟是母语，只用一个耳朵听，也不会存在理解的问题。巧合的是，汉译英当中的一段录音讲得同样是中国在经常账户下的盈余问题。考完口译，我就觉得肯定没戏，前面半部分做得实在是太糟糕了，就当体验了一把，获得一点宝贵的经验吧。

 

考完了，我就几乎没再怎么想过这件事。按照联合国拖沓的习惯，考试结果肯定要半年之后才会揭晓，加上2006年考试失败对我的打击尚未完全消散，我也不敢对自己抱什么希望，担心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当然，虽然口译我考砸了，但是笔译还是有一线希望的。尽管这次考试总体很难，但是也许正是因为难，反而容易分出高下。谁知道呢？一切都交给考官来评判吧！

2009年趁着回老家过春节，我花了很长时间跟父母探讨我的未来。最后我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如果能通过联合国考试，对我来说将是最好的出路，因为这比移民和留学的成本和风险都要低得多。不过考虑到竞争如此之大，加上上次失败的经验，我实在不敢有太多奢望。

 

情人节那天晚上，我的腹部忽然钻心地疼痛。打急救电话被送到医院，确诊是肾结石。8年前北外高翻面试之前做手术未能清除的那颗小石头终于又发作了！我在医院住了几天，再次接受了手术，又休养了几天，终于康复。我安慰自己，8年前手术之后，我得到了高翻的录取通知；也许这次手术之后，能够再次得到上帝垂青，让我通过联合国的考试。

 

上帝大概听到了我的祈祷。3月中旬，我果然收到了联合国的一封电子邮件，告知通过了笔试，不久之后将举行面试，但在此之前，需要我们提供护照和学位证书的扫描件。邮件里提醒我们，通过笔试并不意味着将自动获得联合国就业机会。要想进入后备人员名单，还须通过基于能力(competency-based)的面试，面试中可能会加试。

 

此后半个月里我们又通了几封邮件，都是为确定与面试有关的事宜。为帮助我们准备面试，联合国还发来了一个pdf文件，专门介绍联合国需要的各种能力，例如诚实正直、有效沟通、团队合作、职业精神等等。我大致看了一遍，觉得都很“虚”，实在想不出面试会问什么问题来，就去网上搜索。这一搜，还真地搜到了一篇联合国中文处处长徐亚男的访谈录，谈得正好是2006年的联合国面试。我如获至宝，针对每一个问题准备了一份答案。

 

我又打电话给2006年通过编辑考试的同学，在MSN上询问已经在纽约总部工作的前同事。她们都安慰我说，面试不难，只要表现与笔试相差不大，就没问题。我想也是，没有必要太过紧张，只要表现出我平时的水平就好，与那些只做笔译的考生相比，我因为口译笔译均有涉足，或许还有一些优势也说不定呢。

 

面试那天，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紧张。在出租车上，我把可能问到的问题在大脑中微微地过了一遍，算是预演。按照规定，我提前半小时到场。与笔试一样，面试还是在北外逸夫楼。一个男生把我领到一个非常破旧的房间，让我稍等，因为上一个考生的面试还没有结束。房间里面有个破沙发，一台旧电脑，还有一张看似废弃的木板床，我就坐在破沙发上等。那个男生偶尔跟我闲聊两句。

 

等了将近20分钟，前面一个考生进来了，与他一同进来的还有一个外国考官（法国人或者讲法语的瑞士人），当初笔试就是他主持的。面试共分为3个部分，视译、问答和打字。这是之前联合国在邮件中已经说明的。很明显，这个考生已经考完了前面两项，现在到这个破房间里面来做第三项，打字。他开打之后，考官就出去了。10分钟之后，考生交卷。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考官给了我一段文章，要我看几分钟，为视译做准备。事实上，为了这部分，我此前还专门找了几篇文章做视译练习。鉴于北外高翻的面试经验，我只挑了联合国的演讲作练习材料。而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段文章根本不是演讲，而是《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一篇报道的选段，略微作了修改（当然这一切都是我后来在网上查到的）：

 

 

PEOPLE love to mock the middle class. Its narrow-mindedness, complacency and conformism are the mother lode of material for sitcom writers and novelists. But Marx thought “the bourgeoisie…has played a most revolutionary part” in history. And Marx was right.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a new middle class has sprung up in emerging markets, producing a silent revolution in human affairs—a revolution of wealth-creation and new aspirations. The change has been silent because its beneficiaries have gone about transforming countries unobtrusively while enjoying the fruits of success. But that success has been a product of growth. As growth collapses, the way the new middle class reacts to the thwarting of its expectations could change history in a direction tha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foresee.

 

与北外高翻面试里面的视译考试相比，这段文章要短得多，也没有太难的句子，因此准备时间很是充裕，可以在考卷上做笔记。我把Narrow-mindedness, complacency和conformism三个词分别翻成了三个四字短语：心胸狭隘、骄傲自满、墨守成规，读起来比较朗朗上口。

 过了不到10分钟的样子，考官来叫我去隔壁房间。我跟着他走进去，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知道分别是联合国总部文件司司长Vivian Lewis女士、中文处处长徐亚男女士和逐字记录科科长傅鹏辉先生，看上去都很和蔼。我跟他们礼貌地问好，谢谢他们给我面试机会。Vivian祝贺我通过笔试，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此后，考试就正式开始了。

 第一部分自然是视译。因为准备得相当充分，我很流利地翻了出来，自我感觉不错。接下来就是长达一个小时的问答。与北外高翻面试不同，这次面试的问答部分侧重考察考生的非专业能力（因为专业能力在笔试中已经考察过），譬如是否诚实正直、够否进行有效沟通、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否有团队合作精神、是否有终生学习的态度等等。考官的问题也基本上都是针对以上这几点来设计的，譬如“请你谈谈翻译必备的素质，并以你自身为例，说说你是否具备这些素质。”这个问题我回答了很长时间，在讲翻译必备的素质时，我还穿插讲了一些个人经历。Vivian不停地点头微笑，中间还打断我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譬如“你觉得你最欠缺的地方在哪里？”“翻译工作有没有让你沮丧的一些方面？”我又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我觉得最欠缺的还是专业知识。我在邮电行业工作了6年，依然有很多技术问题搞不明白，有时会影响到翻译。她表示赞同。至于翻译中让我沮丧的方面，我说当然也是有的，譬如有时候原文写得不够好，以至于我们要花很多心思去理解原文的意义。我的这个回答让她吃了一惊，她说：“恐怕有些人不会赞同你的观点。”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另一位考官傅先生就问我说：“你说的是中文文章吧？”我赶紧说：“对！我指的是中文文章。抱歉我方才没有讲清楚。中国到了大学阶段就不太重视母语教育，以至于很多大学毕业生，写出的文章都不合语法和逻辑，尤其是理科生出身的工程师。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自然没有资格说人家写得好还是不好。”说到这里，傅先生颇为默契地对我笑了，有些心照不宣的味道。

 

接下来，徐女士要我举例说明曾经需要提供优质翻译的一个场合。我说：“原则上来讲，我觉得任何一个场合，我们都需要尽可能地提供优质翻译。”我刚说到这里，她就强调说：“给我一个具体的案例。”我就举了给中国网通翻译年报的例子，因为当时正在做，记得比较清楚。她似乎特别喜欢我们用实例阐述观点，接下来又要我举例说明我在工作中曾经遇到的困难以及我是怎么解决的。我说刚开始工作时，我对电信领域一窍不通。为了扩大专业词汇量，了解行业动态，我和新来的同事们订阅了很多通信方面的报刊，定期浏览。接着她又问我：“如果你的译文已经交上去了，却又发现里面有错误。你是选择承认错误还是保全名誉？”我反问道：“我需要选择吗？”她没有听懂我的反问语气，说：“是的。”我哭笑不得，只好继续说：“我觉得其实我并不用选择。对我来说，承认错误是保全名誉的唯一方式。我可以容忍别人说：‘Look, he made a mistake！’，因为没有谁是完美的，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的，但我决不能容忍人家说：‘You know what? He's a liar!’”大家都笑了。徐女士又问我：“你在工作中是否需要与人合作？你觉得合作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我说：“这是自然的。做同传时，自不必说，我们肯定要与别人搭档。即便是笔译，我也常常要与同事共同翻译一篇文稿。合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人家说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同事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对于某些大项目来说，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合作可以加快工作进程。至于合作的缺点，譬如说一篇演讲稿分成四部分，给四个译员来做，那么每一部分的译文都会不可避免地打上译员自身的烙印，带上他个人的风格，即便最后有人统稿，依然有可能造成前后风格不一致的问题。”Vivian女士又说：“可是有的文本，比如说财务报告，本身没有太多风格可言，分成多个人翻没有问题。”我表示认同。徐女士接着问：“有没有碰见过要译稿要得特别急的情况？举例说明。”又是举例说明！我大脑飞速转动，想出了一个很平庸的例子，但是总算把这个问题回答了。

 

然后傅先生接过话筒，继续问我：“你怎么看翻译软件？”我说：“我并没有怎么使用过翻译软件，但是我们的老板曾经向我们演示过Trados的使用过程。我个人的观点是，翻译软件不太适合我们。因为翻译软件往往是以字或者词为单位、最多是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翻译，而我们人是以篇章、至少也是以段落为单位进行翻译。我们可以在具体的上下文中体察词句的内涵，从而翻译出它们的真正含义，而不是表面上字对字的翻译，这是翻译软件比不上人的地方。”Vivian女士追问道：“可是翻译软件有的时候很有用，譬如说在联合国，有很多文本有重复的地方，这种情况下翻译软件就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我说：“我承认翻译软件适合某些具体类型的翻译，譬如联合国文本。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软件做的也不是翻译工作本身。它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的存储和记忆功能，翻译工作，最终还是由人完成的。具体到我的工作，我们很少遇到重复性的文本，所以翻译软件并不具有太多的适用性。”Vivian也表示理解。我又补充说：“不知道Google Translate算不算翻译软件。我有时候会用着玩，因为译文常常很amusing，但有时候它能想到某个我想不到的词，给我灵感。”

 

大家都问完了，Vivian环视四周，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先前带我进场的那个考官用无比难懂的英文问我说：“如果你的同事叫你在半个小时内译完一篇上千字的稿子，你会怎么说？”我说幸好我没有这样的粗鲁的同事。他又赶快说：“也不定是粗鲁。他可以很礼貌地说。”我说：“我大概会告诉他，想要高质量的译文，必须要给翻译足够的时间。如果他坚持这样要求，我会说，我可以做，但是出现问题，一切后果由他承担。”然后他也染上了举例说明的癖好，要我举例说明合作导致翻译失败的例子。这实在是难为我了，我的大脑中哪里有那么多例子？！我就只好直说：“很抱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过合作导致翻译完全失败的案例。正如我之前所阐述的那样，合作有时候会有缺点，譬如风格的不统一，但是要说合作导致完全失败，我还没有碰见过。”

 

到此，问答部门全部结束。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我就问：“如果有幸通过，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得到聘用？”说法文的考官说：“等待期通常是1-2年，有时候只有几个月，但也有时候会长达3年甚至更久。”我又问：“如果我的个人信息发生变化，如何通知联合国？”徐女士回答说可以发电子邮件，随时通知他们。

 

接着，讲法文的考官又把我带到先前等待的那个小破房间，给我一张纸，上面有一段文字，要我照着打。我还沉浸在问答过后的兴奋状态，大脑有些不受控制，啪啪啪只花了3-4分钟就打完了。打完之后，我又回头检查，发现中间看窜了行，只好又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检查，还没检查完，那个考官就进来说：“时间到！”真是见鬼！我前面的那个考生明明用了10分钟，为什么只给我5分钟？我也不敢说个“不”字，就交给他了。最简单的一项，居然做得最差！不过这部分应该是最不重要的，估计也占不了太多的分数。临走的时候，讲法文的那个考官祝我好运，我用法文祝他在北京玩得开心，回纽约一路平安。他一听我讲法文，就说：哎呀，早知道我刚才用法文问你问题了。我心想：哈，太晚了！

 

总体而言，我觉得自己表现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在接下来等待面试结果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太焦虑。我相信水到渠成。果然，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联合国的最后一封信，告知我已经通过全部考试，正式载入合格候选人花名册，只需等待空缺出现。这一次，我没有像3月那样激动。我只是平静地——咧了一下嘴角。

好了，我喋喋不休地说了两个月，终于把我的故事讲完了。感谢一路陪伴我的各位，尤其是vera小姐，你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没有你的鼓励和催促，依我这种拖拉的性格，也许无法写完这段经历，至少不会这么快写完。写一篇回忆录，是2009年我给自己布置的一大任务。尽管最后写出的这篇东西，与我最初的想象有相当大的出入，尤其是后半部分。不过无论如何，完成它，依然是让人开心的。如果还能顺便给各位以哪怕是最微小的帮助和鼓舞，我也很知足了，虽然那并不是我的本意。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我的题目中“联合国认证译员”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联合国其实并不对译员进行认证(accreditation)。平时我们常见的认证考试，譬如中国人事部的CATTI、澳洲的NATTI，都是对译员的能力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向其颁发证书，译员拿到这个证书，代表着某种程度的官方认可，说明译员有资格从事这个行业的工作了，但是认证机构并不会帮助认证译员找工作。联合国语言竞争考试，本质上并不是认证考试，而是招聘考试，考试和就业是紧密相连的。认证并不是其目的，招聘才是，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联合国待聘译员”，不过这种说法有点奇怪，我还是将错就错好了。为避免误导，特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