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碳交易第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全球知名碳交易认证企业挪威船级社(DNV)在华机构挪华威，被中国一家此前业内“名不见经传”的环保咨询企业———上海太比雅环保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并被要求更正浙江能源集团某碳交易项目的书面审定意见的出具日期，同时返还挪威船级社已收取的项目审定费用。

公开资料显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碳交易项目业主、碳中介与碳交易认证机构之间爆发的最激烈冲突。太比雅环保总经理芮迺健日前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预计6月下旬至7月上旬之间法院会作出一审判决。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欢向《经济参考报》提醒，针对联合国确认的指定经营实体(DOE)的服务质量问题，我国业主还可以直接向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投诉，EB会根据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做出相应的处理。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此前指出，在很多发达国家眼中，中国未来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业内人士预计，到2020年全球碳市场将增长至3.5万亿美元，与石油市场并列成为全球最大交易市场。在这个高成长性的前沿行业，承担碳交易认证审核工作的“碳判官”———联合国确认的指定经营实体(DOE)任重而道远。

DOE盲区：层层分包，定责困难

多位碳交易业界人士表示，如果作为DOE的挪威船级社(DNV，全称“挪威真理认证有限公司”)能够提供《正面审定报告》，使得浙江能源集团华光潭水电有限公司的碳减排项目获得联合国主管机构的签发，并获得相关碳资产收益以填补前期投入，也许双方就不会闹得那么僵。

一位曾为DOE承担审核工作的外部专家(T echnical Expert)向《经济参考报》透露，太比雅环保担任碳中介的华光潭水电VER项目，背后是五大发电企业之一的华能集团，属于自愿碳减排交易(VER)模式，即《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减排量之外的自发的、公益的、可认证的减排信用额度。挪威船级社负责的是华光潭水电站投产后、CDM注册前(pre-CDM)这一段时间的碳资产的审定工作。双方约定采用国际上应用较广的自愿碳标准(VCS)。

据了解，DOE的职能，是就项目设计初衷、申报流程的合规性，提供一个公正、客观的观点，并不会对该项目通过与否、资产定价、市场需求提供终审意见。上述专家透露，无论是C D M项目的终审机构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 B )，还是VER项目的VCS理事会，在他们看来，DOE是“点头不算，摇头算”；而在VER项目中，DOE的决定权更大些，“根据以往的项目通过率数据，只要DOE出具正面审定报告，该项目基本都能通过”。正是这最后一点，让自称“独立第三方”的DNV取代联合国主管机构，被推到交锋的风口浪尖。

资料显示，挪威船级社在大中华区设有23个办事处，如大连、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等，其中包括此次应诉的北京挪华威认证有限公司《经济参考报》从庭审现场获悉，担任被告辩护人的君合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无法就本案出现多个适格主体的问题做出自洽解释，仅表示休庭后与被告协商并提供补充证据。至此，大型跨国DOE在华机构“层层分包，责任认定困难”问题浮出水面。

曾在一家跨国DOE德国———莱茵TüV集团(TüV R heinland)担任过两年外部专家、如今为兴业银行可持续金融中心碳金融处研究员的何鑫对此解释道，中国认监委要求DOE总部(如挪威船级社)应先在某国注册成立一个经营实体(如挪华威)，才能在该国开展碳交易认证业务“层层分包体现了联合国EB对DOE的全球授权，与当地经营实体授权之间的冲突”。

另一位接近挪威船级社的碳金融人士称，合同责任主体应为DOE总部，或者至少是大中华区总部，各地代表处仅有业务洽谈的权限。该人士提出，书面审定和核查报告应遵循“谁签字，谁负责”的行业惯例“合同签字方一般是国际总部的DOE部门的业务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代表。如果需要提交到联合国EB，一般还需要有技术评审(TechnicalReviewer，简称TR)进行签字确认。”

DOE瓶颈：人才缺口，工作滞后

本案最大的争议点，华光潭水电公司副总吴荣辉曾向媒体声称，DNV出现了《合同法》规定的“履约迟延”，使得华光潭项目错过了申请自愿减排项目的时限，从而在该项目开发周期中损失9000万元；太比雅在提起诉讼后的第一波媒体宣传中，也有类似表述。

根据双方协议规定，被告应在2009年11月19日之前向太比雅出具审核意见，但太比雅理解为“应在该日期前提交审定报告”，从而认为被告“拖了整整11天”。被告方表示，2009年11月19日曾将书面审定报告的邮件及其附件，提供给挪威总部负责气候变化服务的技术总监迈克尔·莱曼。太比雅环保负责碳交易项目的副总经理郭建科称，被告律师告诉他“莱曼一个星期没看邮件”。被告方还称，19日曾电话告知原告负面审定结果，但当庭无法提交经公证的录音证据。但DNV辩护律师反驳称，协议并未约定具体审定报告的交付时间。

即便是DNV的中方竞争者，中环联合的高级审核员刘清芝也承认，无论是国家还是联合国，都对DOE提交审定报告的时间节点没明确要求；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交货时间”，DOE就什么时候把活做完什么时候“交货”。“此外，如果DOE自己在赶进度，但项目业主配合度不高，仍然有可能无法准时‘交货’。”

但作为地方CDM技术服务中心的主管，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原厅长、宁夏CDM环保服务中心主任张吉生持不同意见。他表示，按照各行业的普遍规范，服务提供商也是商人，应该约定明确的“交货”时间“根本原因上，由于DOE人力资源跟不上项目的剧烈增长，DOE没有底气将提交审定报告的时间写清楚。”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气候变化总监张小丹透露，在本土DOE成立前后，联合国EB原副主席、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就在一次大会上警告，一些跨国DOE因为签了太多项目做不过来，一旦CDM的方法学即将过期，或联合国EB列出最后期限，这些DOE就不负责任地超量签发《负面审定报告》。

张小丹透露，这种现象现在已有较大改善。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联合国EB为缓解DOE业务量过大问题，改项目成果审核注册的“前评估”为项目操作日常抽查的“后评估”，准入门槛的降低使得DOE数量大增，项目不再集中少数几个老牌DOE手中。张小丹认为，竞争激烈化也有助于促进DOE服务态度从“大爷”变成“服务员”。

但张吉生指出，目前我国总体人才储备仍然匮乏。

本土DOE：后2012的机遇与挑战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此前表示，到2015年，碳交易市场有望从目前的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湖北、广东的六省市试点，扩大到全国范围。标准普尔全球碳市场部执行总经理迈克尔·威尔金斯也表示，全球碳交易市场可能在2016年正式形成“本地碳交易市场的成熟及其与海外同类市场的联系，将有助于中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同为“碳判官”，一边是争议颇多的跨国老牌DOE，一边是“底子清、势头旺”的本土DOE，中国碳交易认证审核版图正在发生悄然松动和位移。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在全球指定的52家DOE中，我国只有4家，包括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EC)、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以及2010年底刚刚获联合国批准的中国船级社和深圳赛宝认证中心。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陈欢副主任在书面答复中表示“这显然与我国作为CDM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应鼓励更多国内认证机构申请DOE资质。毫无疑问，拥有更多本土的DOE，将促进我国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提升我国碳交易产品的信用等级。”

面对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碳交易框架的不确定性，国内DOE也纷纷反守为攻，摩拳擦掌。迄今为止，中环联合已有39个CDM项目获得联合国EB签发，在国内签发量排名第一，在同期批准的全球10家DOE中至少排在前三名。中环联合副总经理张小丹认为，国家《自愿减排市场管理办法》有望“十二五”出台，DOE将转战国内的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市场，从而推动CCER大发展。

本土DOE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张小丹指出，中环联合等本土DOE与业主“人在庙在”，如果双方发生纠纷，项目业主不需要“烧钱”跑到欧洲投诉。更进一步地说，不存在文化、市场观念的隔阂，并且在地方有充分人脉“如果新疆有个项目而我们不懂少数民族语言，可以通过当地政府部门或科研院所申请翻译协助。”此外，本土DOE可以更容易获取国有企业信任，分享其排放水平及排放基准线等详细数据。

环保部环境认证中心提供的资料也可印证，作为国内最早进入DOE领域的本土认证机构，今年4月13日，中环联合新申请扩大的10个业务领域全部获得认可评审组的批准。该评审报告将最终提交联合国EB审批。届时，CEC将拥有全部15个领域的审定与核查资质。

但张小丹提醒，因CCER缺乏联合国EB对现有CER和CDM项目的高强度、高频度约束，且CCER目前还处在摸索阶段，缺乏明确的管理机构、行业规则、技术标准“连试点都谈不上”。DOE在CCER领域的诚信机制有可能重蹈乳制品等某些行业的覆辙。“与一般产品认证不同，DOE诚信直接关系到业主及买家所在国家的发展权利，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文化问题。”

此外，业内人士纷纷呼吁，国内DOE需要相当长时间进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去熟悉、适应国际规则———联合国EB的方法学和监管要求。何鑫指出，DOE是靠品牌和信誉吃饭的，在业绩榜单和信用档案一片空白或很多空白时，本土DOE需要沉下心去“十年树木”。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