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日两国有关钓鱼岛主权争端一事不断升级，由此也激起了中国民众大规模自发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的主张再次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呼应。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以及中日贸易愈加紧密的今天，这样的举动是否会给中国带来不利影响？
部分进口日货可替代性不高
进口能力就是权利。一般情况下，一国作为最终消费者进口的数量越大，由此掌握的对出口国的潜在影响力也就越大，因为出口国企业和政府为了保住这个重要市场，往往会不得不接受进口国的游戏规则。关于这一点，在前两年美国市场上的“丰田质量风波”中已经见识得非常充分。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近10年来进口年均增幅高达全球进口年均增幅的两倍多，持续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全世界最高的外汇储备又赋予中国可持续的巨大进口能力，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家寄希望于对华出口，中国通过进口渠道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强。鉴于中国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大出口市场，2011年中国自日本进口高达1946亿美元，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抵制日货、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能够在和平环境下惩罚日本极右翼势力，让他们为自己的出格言行付出代价。
然而，只有在进口品容易替代的时候，上述进口权利形成机制才能成立，进口国本身就有强大同一产业时，这种源于进口能力的权利尤其显著。但在进口品缺乏替代来源、甚至根本就没有足够产能的替代来源时，情形就要倒过来了，进口国进口数量越多，出口国对其潜在影响力越大。美国在全世界首创反垄断法域外管辖制度，多年来用本国反垄断法制裁了众多外国公司，罚款额达上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的案件屡见不鲜，却从来不曾实实在在地拿颇有“垄断”和“操纵市场”色彩的欧佩克开刀，原因就在于此。
与此类似，具体到中日经贸中，目前，中国通过进口能力而赢得的这种影响日本的潜在权利又受到了替代性不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并不十分强大。日本对华出口绝大部分并非消费品，而是以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居多，而且，由于日本在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设备主要供应者的关键地位，这种地位在汽车、电子等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货源，不少产品甚至目前完全没有替代货源。去年日本大地震之所以在全球电子市场引发重大震荡，根源就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抵制这部分进口日货，必然让我们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业蒙受重创。
冷静与理智更为可取
在2011年中国自日进口总额1946亿美元中，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为938亿美元，占48%；金属及其制品（钢铁、铜、镍、铝等）208亿美元，占11%；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为180亿美元，占9%；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为168亿美元，占8.6%。这几项合计已达1495亿美元，占中国自日进口总额的76.8%。同时，日本电子材料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全世界半导体与显示器制造设备最重要的供应来源几乎全部来自于日本……无需罗列更多数据，上述事实已经足以充分显示，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日货，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损害。
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成就，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深深嵌入了“日本核心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场销售”这样一条国际产业分工链条，其结果是中国大量进口日本高技术产品、上游中间产品和设备，以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生产之需，形成了中国大陆对美欧贸易巨额顺差，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一些原料、能源输出国逆差的格局，其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已经连续多年分别包揽中国大陆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前三名。同时，在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中国产业升级浪潮中，中国以良好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性而成为新兴产业投资热点，成为海外先进制造业转移的优先选择。倘若盲目抵制日本或其他国家货物，完全有可能损害跨国产业链条正常运行，提高中国先进制造业生产经营不确定性，令先进制造业对中国的转移却步不前，进而伤害中国自己持续发展的潜力。
笔者本人偏爱国货，也完全同意国内消费者自主自愿地抵制某些日本消费品，特别是有选择地抵制其控股股东、高管反华亲极右势力的日本企业产品，但这场抵制日货行动应把握好分寸，不能无限扩大而伤及我国产业自身，某些打砸行为更属于刑事犯罪。
更进一步来说，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国际斗争的复杂性，热情与冷静理智的盘算缺一不可，旨在维护领土主权的斗争尤其需要把握分寸，以免造成的结果与我们的期望适得其反。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基本面决定了两国综合国力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中国，只要我们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时间就站在我们一边。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