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诉桑弗特案-历史影响最坏的案件

斯科特是一个黑奴，主人是蓄奴州密苏里州的艾默森。1834年至1838年期间，斯科特跟随艾默森先后在自由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自由联邦领地的军营里居住过4年。1838年，斯科特随从主人重新回到密苏里州。1843年艾默森去世后，根据其遗嘱，斯科特成为主人遗孀艾默森夫人的财产。艾默森夫人将斯科特转让给弟弟桑弗特。

1846年，在白人废奴团体的帮助下，斯科特向密苏里州地方法院提出申诉，要求获得人身自由。

斯科特的律师声称，斯科特曾在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联邦领地居住过4年，因两地均禁止奴隶制，所以他在两地居住期间的身份应是自由人而非奴隶。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诉讼，斯科特案终于在1856年2月上诉到最高法院。

1857年3月，联邦最高法院终于以7比2五票之差驳回了斯科特的上诉。主审此案的是年逾80的首席大法官坦尼。他亲自执笔撰写法院判决书，从分析制宪者的“原始意图”入手，对最高法院多数派的立场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辩护。

斯科特案判决涉及到三个重大宪政问题：第一，斯科特是否可以被视为美国公民并具备在联邦法院申诉的资格和权利？

第二，斯科特从蓄奴州随主人来到自由州或自由联邦领地短暂居住后是否能使他自动获得人身自由？

第三，国会是否有权力在联邦领地内禁止奴隶制？

对第一个问题，坦尼的法律根据是：在立宪建国之前，只有州公民，没有美国公民。当联邦宪法正式生效时，联邦管辖下的各州公民自动成为美国公民。但是，由于黑人只是奴隶主的财产，在宪法生效时不具有州公民资格，所以他们没有自动归化为美国公民。

坦尼进一步解释说：制宪者从来就没有把被视为财产的黑人包括在宪法中的“人民”、“公民”和《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人人”等概念之中，他们知道，任何文明世界都不会将黑人种族包括在内，也知道黑人种族将根据公意总是被排除在文明政府和国家之外，命中注定要成为奴隶。

实际上，在黑人的美国公民身份问题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回旋余地很小。

首先，大法官的职责只是解释宪法，可是，在涉及到奴隶和奴隶制的十余处宪法条款中根本就找不到应视黑人为美国公民的法律依据。

其次，假设坦尼在判决中承认了黑人的美国公民地位，那么必然会引申出黑人的选举权、陪审团资格、人身保护令特权等一系列宪法问题。

在当时奴隶制盛行的南方州，这种判决有可能导致政治灾难和社会动乱，有可能导致南北战争提前开打。所以，指望最高法院能做出一揽子承认黑人是美国公民这种骇世惊俗的判决，显然超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

如果坦尼大法官头脑清醒，在判决黑人不是美国公民之后见好就收，终止审理这个百年难案，那么坦尼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大法官。

遗憾的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坦尼大法官明确无误地裁定：斯科特从蓄奴州到了自由州或自由联邦领地短暂居住过后，不能自动获得人身自由。

坦尼进一步认为，奴隶制和奴隶的人身自由问题是制宪者绝对和无条件地保留给各州管辖的权利，联邦无权过问，这种州权至上的观点却不可避免地与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产生了冲突。

就自然地引申出《密苏里妥协案》的合宪性问题。对此，坦尼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毫不含糊地裁定：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在联邦领地禁止奴隶制，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是一项违宪法案。

密苏里妥协案是南北双方达成妥协，国会决定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对剩余的尚待建立新州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进行划分。此线以南地区允许奴隶制，此线以北地区（密苏里州除外）禁止奴隶制，以保持南北阵营在参议院投票权的平衡。

坦尼引证宪法解释说：“财产权利与个人权利相结合，被宪法第5修正案置于同样地位。它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

他论证道：联邦政府是各州人民的代表，在制订对联邦领地的管理法规时，国会不得任意剥夺任何美国公民的合法权利。

如果合众国公民未曾违反任何法律，仅仅因他自身或带着他的财产进入合众国的某一特定地域，就被国会法案剥夺自由或财产，那么，这项法案就难以承当正当法律程序的尊称。

据此，坦尼宣布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因违宪而被取消。

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看，坦尼大法官对这个问题的判决无可厚非。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明确指出：宪法的第一目的就是保护财产权利，就是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如果仅仅因奴隶主携带黑奴在联邦自由领地短暂居住就被自动剥夺拥有“财产”的权利，那实际上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区别并不太大。

再说坦尼本人，虽然在法律上维护南方奴隶制，但在内心深处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不道德的制度，应当以渐进性的方式逐步废除。坦尼本人不但无偿解放了自己名下的全部黑奴，而且在金钱上资助那些得到自由后因年高体弱而难以维生的奴隶。

在1841年的一个案件判决中，奴隶主大法官占多数的坦尼法院却以8比1的绝对多数做出了有利黑奴的裁决，使杀死白人船主的黑奴不但被无罪开释，而且还获得了人身自由。

坦尼的司法哲学是：根据宪法，究竟是保存还是废除奴隶制是一项完全属于各州的权力，而法官的唯一职责就是遵循制宪者的“原始意图”解释宪法。

所以，一项判决即使与法官个人道德观点相冲突，一项裁定即使不够公平正义，也应严格地遵循宪法条款行事。

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看，坦尼法官的判决简直是灾难，这个判决不仅从宪法高度维护了奴隶制，而且堵塞了以法律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

坦尼无视北方州已立法废除奴隶制以及南方州已被迫承认在一部份联邦领地和新州不得实行奴隶制的现实，他的判决等于把南北双方矛盾对立激化和不可调和。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因此，斯科特案不仅被美国学者列为美国宪政史上最糟糕的判例，而且被认为是引发南北战争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斯科特案判决的严重后果是联邦最高法院威信扫地。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即是最终裁决，总统和国会都无法改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否决最高法院的判决。可是，当时参议院内的南北阵营势均力敌，修正案根本通不过参议院这一关。此外，即使参议院通过了，仍需要四分之三州批准方才有效。

于是乎，北方各州法院开始公开抵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拒不服从命令，使联邦司法部门陷入半瘫痪状态。

执法部门也挣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在北方州严格执行逃奴追缉法，从而极大地激化了本来已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

林肯虽然旗帜鲜明地抨击奴隶制的道德基础，但在实际政治行动中他也不敢公开使矛盾激化。林肯表示：“奴隶制度建立在不公正和有缺陷的政策之上，但是，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蓄奴州干涉奴隶制，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力，而且我也不想那样做。”

1863年1月林肯从军事上的必要性考虑正式颁布《解放黑奴宣言》，精通法律的林肯为了避免联邦最高法院可能的干预，他非常技巧地以战时军事措施的形式发布解放奴隶宣言。

联邦最高法院即使拥有司法审查权，它也不能宣布总统兼美军总司令在战争期间发布的军事措施违宪。

1864年10月，87岁高龄的坦尼大法官在任内去世，晚境颇为凄凉。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对斯科特案判决余怒未消，拒绝出席坦尼的葬礼。

1865年12月联邦国会和各州批准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它规定：在合众国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

1868年，为了解决黑人的美国公民身份问题，保障黑人的联邦宪法权利，美国国会和各州批准通过了宪法第14修正案。它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的州的公民。

对于斯科特案的沉痛教训，此后一百多年来，最高法院在介入重大政治问题时一直谨小慎微，如履薄冰。霍姆斯大法官曾形象地比喻说：最高法院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

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排山倒海般的政治风暴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

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由于被最高法院屡次否决新政立法，使经济陷入困境，罗斯福总统恼羞成怒，提出了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试图以行政权冲击司法权。

但遭到国会参众两院的强烈反对，因为改组最高法院将有可能对宪政法治造成极坏后果，使宪法沦为执法和立法部门任意摆弄的工具。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哈耶克1945年赴美期间，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使他领略了美国宪政法治传统的普及和深入程度。哈耶克4月12日搭乘出租车时从收音机中听到了罗斯福总统逝世的噩耗，出租车司机表达的哀痛之情使他终生难忘。令哈耶克颇为吃惊的是，这位司机赞扬了罗斯福总统的卓越功绩和伟大人格后，遗憾的说：“但是总统不应干预最高法院，他不应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