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像所有美国公立中小学一样，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矿区的麦诺斯维尔小学要求学生每天都向国旗致敬，并宣读《效忠誓词》：“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象征的共和国，国家一体，自由公正与我们同在。”

有一天10岁的威廉和12岁的莉莲突然决定不再向国旗致敬了。

威廉和莉莲的父母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他们相信耶和华是真神，他们讨厌偶像崇拜，拒绝向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致敬。

老师再三向他们灌输爱国重要性的思想，进行细致的说服工作，但仍无济于事。校方只好要他们退学。

两个孩子不能上公立学校了，戈比蒂斯（威廉和莉莲的父亲）又没有钱送他们去私立学校。

于是戈比蒂斯在美国公众自由联盟的帮助下，向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地方法院控告麦诺斯维尔学校侵犯他家的宗教自由。法院判他胜诉，指出“向国旗致敬不能作为学童到该校上学权利的一个条件”。

学校不服，1940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法兰克福特开篇强调，法院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必须在“自由和权威的冲突中寻求协调。但是，当所涉及的自由是宗教的自由，而权威又是保卫国家民众的权威时，司法的良心就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在他看来，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则当事人便不能推卸其政治责任。而向国旗致敬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

“国旗是民族力量的象征，是自由最具有意义的标志”。 “我们靠象征生活。国旗是我们国家统一的象征，它在宪法的框架内超越了我们内部的各种分歧，无论这种分歧有多么巨大”。

“在无损于自己权利的范围内，劝说自己的孩子理解州教育部门倡导效忠的正确性和明智性，这才是宗教宽容最生动的一面。”

最高法院表示它无权“成为全国的教育局”，即公立学校的国旗致敬问题只是各州教育局的专属管辖，法院不能干预；

法官哈兰•斯通表示不同意见：“本案所表示的已经不仅仅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作法理应为宪法第1条修正案所禁止，也违反第14条修正案。它所显示的是州用法律强迫学生表达一种他们不愿表达的情感，这种强制已违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向学生灌输爱国情怀有很多其他更好的办法，大可不必强迫孩子们承认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诱导他们自动表示忠诚是一回事，强制他们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进一步阐述说，宪法“对公众自由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心智和心灵自由的保证，对合理地表达这种心智心灵的自由及机会的保证”。

最高法院还是以8比1的悬殊票数判戈比蒂斯败诉。

这项判决引起舆论大哗，

《圣路易斯邮报》的评论很有代表性：“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违反美国原则的，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向普遍的歇斯底里投降。如果爱国情操依赖这样的做法——违反人民最基本的宗教自由——来培养的话，那么，爱国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来灌入我们喉咙的东西”。

这一判决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遭到无端的攻击，许多孩子被迫失学。据美国公众自由联盟1941年的统计，全美共发生了236起攻击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事件，共有1000人次受到伤害。

而在戈比蒂斯案判决的鼓励下，西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法律，教育局要求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定期背诵效忠国家的誓词和向国旗致敬。

其中沃尔特•巴内特的两个女儿都被学校除名，原因和戈比蒂斯案相似，他将案子告到当地的联邦地方法院。

由3位法官组成的法官判定拒绝向国旗致敬的行为合法，原告胜诉，公开挑战西弗吉尼亚州国旗致敬法和戈比蒂斯案。

当地教育部门当然不服，遂上诉最高法院。

法兰克福特仍然固执已见，发表了长达24页的异议，表示向国旗致敬的必要。

新任法官杰克逊起草并宣布的多数意见，向国旗致敬“是一种言说的形式。象征表达是原始的但却是有效的传递思想的方式。使用国徽和国旗来象征某种制度、观念、机构或个人是心灵沟通的捷径”。

“如果维持强制性向国旗致敬的话，我们就必须说明《权利法案》允许公共权力来强迫个人说他并不想说的话”，而这显然是违反言论自由原则。

 “《权利法案》的根本目的，是个人对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是不可以诉诸于投票的，它们不取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

 “那些强制办法消除异议的人不久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正在消灭异己。舆论的强行一律只会导致墓地才有的寂静。”

“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空下有一颗不变的星辰，那就是，无论是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还是在其他舆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官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也无权用言语或行动来强迫公民表达他们的信念。如果有什么情况允许这一例外，那么，我们现在决不允许它们发生！”

杰克逊铿锵有力的阐述成为最高法院对个人权利经典性的表述。构成了美国当今言论多元化甚至是极端化的法律基石。

法庭辩论在1943年3月11日就结束，在6月14日——美国国旗日——这一天作出判决。以6比3的票数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当地教育部门败诉。

到1984年，里根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与苏联进行新的冷战，遭到了一些左派人士的猛烈批评。共和党在美国西部得克萨斯州举行全国大会，再次推选里根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一群号称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旅”的团体百十号人，在其领导人约翰逊的率领下抗议共和党偏袒大企业的政策。

他们一边呼喊反对共和党、反对里根的口号，一边用喷枪向沿路的政府机构大楼涂鸦，还不时地破坏草坪和绿树泄愤。

其中的一位随手拔下一家银行门前的国旗给约翰逊。当他们示威来到市政厅前，约翰逊将一瓶煤油倒在了这面国旗上，他的伙伴则用打火机将其点燃。这些示威者一边焚烧，一边开心地欢呼歌唱：“美国，红、白、蓝，我们对你吐口痰。”

等到示威者散去后，一位叫丹尼尔•沃克的旁观者才小心翼翼地收拾起被焚国旗的残片，伤心地把它埋葬在自家后院。

警察随后逮捕了约翰逊，并指控他违反了得克萨斯的一项州法，该法禁止亵渎“庄严的东西”——美国国旗，

检查官很容易就找到了沃克等目击者作为证人，他们明确表示，焚烧国旗是对他们情感的严重冒犯，为此他们心痛不已。约翰逊立马被判有罪，处以有期徒刑一年和2000美元罚款。

约翰逊和他的伙伴当然不服，便将案子上诉到得克萨斯的刑事上诉法院，在法庭上，约翰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振振有词：“我烧国旗时正是里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不管你是否同意，当时没有其他象征性的言论能比焚烧国旗更有力地表达（我们的看法）。这完全是一个姿态。我们有新的爱国主义，不是没有爱国主义。”

上诉法院不仅推翻了定罪，而且接受被告辩护律师的看法，认定约翰逊的所作所为乃是一种“象征性的言论” 受到宪法第1项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

得克萨斯州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1989年3月，控辩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地方检察官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得克萨斯州法之所以要制裁焚毁国旗这类行为，是因为它们严重冒犯了无辜者的利益，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二是“国旗作为民族和睦和国家团结的象征”，得克萨斯州有着义不容辞的维护之责。

据此，得克萨斯州认定约翰逊的焚旗行为包含了一种有害的非言论成份，必须加以限制，因为他完全可以不采取这一亵渎行为来批评美国。

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200多年来，美国国旗作为我们民族的象征，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一特性使政府有理由禁止约翰逊焚烧国旗这类行为”。

因此，约翰逊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一种值得保护的言论，而且“无异于口齿不清的鼓噪或叫嚣”，“应用于本案的得克萨斯州法律应受到肯定”。

法官布伦南区分了“言论”和“行为”之间的不同，强调约翰逊的亵渎虽然也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表达行为”，因为它旨在“传达一种特定的信息”。

布伦南指出，既然是焚旗所表达的政治信息而非焚旗本身伤害了他人，因此，它实际涉及的就是言论，而言论自由是最根本的宪法权利，因此，对它的任何限制必须经受“最严格的审查”。

他还引用前大法官霍姆斯的话 “没有人会认定，这样一个无名之辈的这一姿态会改变我们民族对其国旗的看法”。

 “如果存在着一项支撑宪法第一项修正案的根本原则的话，那就是，政府不能因为社会感到某种观念激进或不能接受，就可以简单地禁止其表达。”

法官肯特投下了多数票中关键的一票，“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有时我们必须作出我们不喜欢的决定。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对的，在宪法和法律决定结果的意义上，它们是对的。”

他无奈地承认：“国旗历来表达着美国共享的信念——对法律、和平及维系人类精神的自由的信念。本案的决定迫使我们承认坚持这些信念所要付出的代价。一项痛苦而又基本的事实是：国旗保护那些蔑视它的人。”

肯特的感叹反应了美国知识精英对言论自由原则近乎宗教般的顶礼膜拜，甚至连保护国旗——这一最为美国人珍视的自由象征——的行为，也必须服从言论自由这一原则，而不能有所例外。

最终，最高法院以5：4的票数通过了维持得克萨斯刑事上诉法院原判的决定。约翰逊无罪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