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诉温赖特案-公正审判与对穷人的司法援助

 

 

根据美国宪法第6条修正案，刑事被告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可是没有钱聘请律师，此款宪法修正案只对有钱人有利，对于穷人来说，只是画饼充饥。

到193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案判决中规定，各州法院应免费为被控死罪的穷苦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舒赫兰法官在判决书指出：“在很多案例中，被告人倾诉的权利，如果不包括律师代为倾诉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就没有多大意义。”

但这一判决只针对穷人犯死罪案件。这样一直到1961年吉迪恩诉温赖特案。

吉迪恩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市的一个穷人，美国实行中小学12年制义务教育，吉迪恩的学历为8年级。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兼小型旅店行窃而被捕，被控从台球厅内的酒吧中窃取了十几瓶罐装饮料、啤酒和葡萄酒，以及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了总额为65美元的硬币。

1961年6月，州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吉迪恩案，开庭前，法官按常例询问原告和被告是否已做好出庭准备，吉迪恩回答说：本人一贫如洗，无钱请律师，所以毫无准备。

法官法庭记录上写下了吉迪恩提出的问题，然后将法槌重重敲下，宣布审判正式开始。

吉迪恩见法官对自己的问题不屑一顾，在审判过程中鼓起勇气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但没受过法律专业教育和律师训练，对刑事审判的程序和规矩也不懂，对法官和检察官嘴里蹦出的一连串法律术语更是晕头转向。

更不利的是，陪审团完全站在控方一边。一般在审判之初，由法官和控辩双方律师一起从当地居民的名单中随机挑选出6名或12名陪审员，由这些陪审员全程听完整个案件控辩双方的全部陈述和辩护，然后，陪审团举行闭门会议，对被告是否有罪进行表决。如果一致裁决有罪，即由法官依法量刑判决。如果一致裁决无罪，被告则可当庭释放。但是，陪审团的裁决必须是一致的决定，如果有一人意见相左，即成为流审，案件必须重新开庭审理。正因如此，控辩双方律师对挑选陪审员都极为重视。

可是，吉迪恩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居然拥有如此重要的权利，结果，官司尚未开始，吉迪恩就先输了一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主要证人是一位名叫库克的游手好闲之徒。库克作证说，他透过窗户看见吉迪恩在台球厅里；吉迪恩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葡萄酒；随后，吉迪恩到附近的电话亭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辆出租车开来接走了吉迪恩。

最后，陪审团判决吉迪恩有罪，法官判处量刑范围内最重的刑罚——5年监禁。吉迪恩也不清楚在哪儿上诉，出了法庭就进了大狱。

但在州监狱服刑期间，吉迪恩利用狱中的图书馆刻苦自学法律，特别是对与美国宪法修正案有关的法律和案例尤为用心。

吉迪恩利用法律规定的穷人免费申诉特权，在狱中用铅笔给联邦最高法院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但以“赤贫人申诉书”形式申诉，被最高法院立案审理的机会只有1%。在申诉书中，吉迪恩声称，因贫困而被州法院无理剥夺了请律师辩护的宪法权利，依照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规定，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因此，州法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判决是不公正的。

联邦最高法院每年收到成千上万的上诉，真正立案审理的只能是那些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宪法案例，或者据有普遍性民众集中关注的案例。平均起来，当时最高法院每年开庭审理的案件只有140到170个左右。

但吉迪恩的上诉赶上了好年景，当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沃伦是能动司法的代表。在60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最高法院一直在寻找机会修正歧视穷人的判例。

收到吉迪恩的申诉书后，最高法院很快决定立案审理，案子称为“吉迪恩诉温赖特”（倒霉的温赖特是佛罗里达州监狱的监狱长）。沃伦大法官推荐福塔斯出任吉迪恩的免费律师。

在1963年1月的法庭辩论中，福塔斯认为，在美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中律师是公正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法律极度复杂，连律师打官司都需要请律师或律师团出庭辩护，可见律师的重要性。没钱请律师对穷人极不公平，这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中关于对公民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州公民的律师权应纳入联邦政府的保护范围，而不应由各州政府自行决定。

代表佛罗里达州出庭应诉的律师不同意福塔斯的观点，他指出：与联邦法院不同，州法院要受理包括交通违规案在内的各种大小案件。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硬性规定各州法院应向穷人免费提供律师，不仅意味着联邦政府违背分权和制衡原则，干涉传统上属于各州政府的权力，而且将会给各州纳税人造成巨大负担。另外，如果硬性规定各州应向贫穷被告提供律师，那照此推论下去，贫穷被告今后还会要求免费提供精神心理医生或其它专家咨询，“最高法院如此行事，实际上是要求各州采用家长制度或一种罪犯福利制度”。

1963年3月，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全体一致裁决：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14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布莱克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理智和思维要求我们认识到，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系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人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布莱克法官的结论是：“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而非奢侈。”

这样，吉迪恩终于在最高法院为穷人打赢了一场争取律师权的战役。

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下达后，佛罗里达州监狱里欢声雷动，州地方法院不得不重新开庭审理此案。按照新订的规矩，法院为吉迪恩免费提供了一位名叫特纳辩护律师。

在复审过程中，特纳律师向陪审团证明：首先，控方的主要证人库克在初审时向陪审团隐瞒了他本人的犯罪前科，这号撒谎成性的证人的证词根本靠不住；其次，由于广告牌的遮挡和距离较远等原因，库克透过窗户不可能清楚地辨认台球厅里的人。在特纳律师的盘问下，库克被迫当庭承认，他当时的确无法清楚地辨认台球厅内的案犯；再次，特纳律师找到了库克在证词中提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这位司机出庭作证说，吉迪恩在案发清晨乘车时手上没有拿着一瓶葡萄酒，兜里也没鼓鼓囊囊地装满大量硬币。最后，特纳律师告诉陪审团，吉迪恩以前曾在这家台球厅干过半职工作，他至今仍持有大门的钥匙，所以不可能采用打破窗户的手段作案。

庭辩结束后，陪审团经研究后宣布对吉迪恩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吉迪恩被当场释放。警方后来发现，这起盗窃案的真正案犯竟然是库克，他故意陷害吉迪恩以求逃脱惩罚。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对穷人的司法援助，贫困阶层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合法利益将无法得到良好保障。

1966年，在著名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中，最高法院再次重申各级法院应为穷人免费提供司法援助。美国警察在抓获嫌犯后必须高声宣读的“米兰达告诫”：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如果犯罪被告人请不起律师，法院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的规定。

吉迪恩案结束后，佛罗里达州和全美其它各州监狱中，共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没钱请律师辩护，后来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复审后，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小民百姓仰慕的英雄好汉。

1972年吉迪恩病逝后，美国公众自由联盟出资捐赠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为这位在美国宪政史上留下独特痕迹的小人物树碑立传。碑文摘自吉迪恩在“赤贫人申诉书”中用铅笔写下的一句话：“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发现法律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