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国真的在乎中国的民主？
美国的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按邹谠的分析，是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期待---这一分析同样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实际蕴涵着丰富的政治 哲学思考。邹谠提出的论点是：既然希望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要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就得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状况和性质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美国在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开始积极援助中国，希望中国撑住，但这时国民政府已经在日本的强大攻势下苦苦撑了四年，连黄河决堤这样的自残行为都干过了， 国体遍体鳞伤......美国军政官员到中国后看到，政府效率极低，腐败成风，以枪决相威胁强迫服役，更多的中国士兵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战 场......在国民党政权下，到处可以听见人民的怨声载道---为了让中国帮助美国完成战略任务，美国军政官员感到，必须全面改造国民政府，使它不仅在 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GCD展开有效竞争（页50-51）。这一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观察家在 中共那里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为了有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国应该援助中共，但这样做明显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因此美国被迫对改造国民政府抱以期待。令 人惊讶的是，邹谠的分析竟然认为，这一期待是美国犯下的一大政治错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竭力支持的政府不仅不是民主的，甚至是专制加腐败的政府--- 他的论断不能不令人敬佩，毕竟，邹谠是国民党元老之子；如果因为其父与蒋有派系之争，把邹谠的论断视为怀有私心，就看错了这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的基本学养 和品德。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造是否可能，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式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能。
邹谠描述说，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随之进入一党训政阶段。按孙中山的构想，为期六年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 准备的一种临时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页44）。言下之意，蒋介石的治国方向与宪法民主背道 而驰。邹谠教授列举了如下事实：每次修订宪法草案时，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都少得可怜，甚至出现蓝衣社这样的仿纳粹组织。人们可以为蒋介石找到这样 的辩护理由：当时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纳粹德国的崛起，让蒋介石深感佩服，以为仿效纳粹党式的统治可以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邹谠 作出的反驳是：蒋介石从未能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页44）。
蒋介石政权在宪政民主建设方面倒行逆施，究竟是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还是由于蒋介石自己的个人能力、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性质限制所致呢？邹谠分析说， 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首先，南京政府成立十年后（1937年），国民党已经有了三十个比较现代化的师，还拥有了空军，对边远省份的军阀政权已经形成政治和军 事压力，重工业和轻工业也初具规模。然而，日本帝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的实力受到毁灭性打击（页45）---在淞沪战役和保卫首都南京的战役中， 蒋介石最精锐的中央军就被基本摧毁了（《再阐释》，页119）。随之，轻重工业基地全部丧失，国家首都被迫两度迁移。
不过，全国联合抗战却使得蒋介石意外获得至少表面上统一的中国，拥有了三百个师的联合军队，蒋介石不能直接指挥的主要是GCD的几个师。在这样相对 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什么仍然不能有效统帅全国？邹谠认为，这是由于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一切取决于对他个人的忠诚，以至于他的统治无异于在加剧 现存的分裂状况（页46）。邹谠很清楚，从制度上看，这是军权僭越党政的后果：蒋介石倚靠军事力量搞独裁，他搞的新生活运动目的是国家军事化。太平洋战 争后期（1944年6月），在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邹谠认为，这份备忘录对国民 政府的弱点做了最系统和最详尽的分析：经济崩溃、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不满、对农民滥用职权---谢伟思的分析还涉及国民党的性 质，说这个政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为争地位而相互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页176）。1944年底，另一位在华美国外交官 戴维斯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甚至认为：由于承认蒋介石政权，美国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并在和中共建立军事和政治合作方面受到了严重限制（页 180）。邹谠显然同意这样的观察，因为他在书中用自己的话写道，国民党未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就使得它不能完成革命 的任务（页50）。归根到底，在邹谠看来，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及其政党的腐败，使得美国的高尚设想难以实现。但他挑明的问题实际却是：为了自 己的国家理由，美国其实并不在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性质，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国民党领导人可以取代蒋（页47）---这意味着，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 会支持专制的独裁政权，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打的一张牌而已，美国的国际政治原则的基础其实是不讲道德原则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问题涉及到美国在战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帮助中国重建民主宪政---美国选择了全力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仅仅半年前，两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提交的 报告一致认定，国民党政府专制且腐败，并不具有民主性质。邹谠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国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如此一边倒，才使得当时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 国知识人倒向了GCD。邹谠在书中不便说、但读者却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反政府的政党提供军火援助可以视为一项正义原则的话，美 国当时仍在继续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火，甚至提供军事保护，表明美国在插足中国事务时从来就不坚持什么正义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凭靠武力干涉他国政 制。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 们把这一说法看做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 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 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 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 应该进一步想：咱们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24%（一说 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 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 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 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吵得很凶......武昌起义来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袁世凯后来的倒退行径，起因据说是当时一 位美国传教士劝告袁世凯：中国的国体不适合搞议会民主，倒适合君主立宪。尽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智识人这时也 站出来反对开历史倒车。中国终于有了宪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这时的中国绝算不上强大，但至少没有分裂，至多是割据。作为统一、民主的主权国家，第一共和 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队象征性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直接结果是中国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随之四分五 裂。那个时候，美国没想过应该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华借口......汪精卫在演讲中宣称：日本军到中国 来是帮助咱们实现统一的，这次战争之后中国不会再有连连不断的内战。汉奸文人胡兰成甚至在战后还写到：日本入侵中国完全是因为辛亥革命少打了几枪......如果 美国在1945年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统一，当年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理由同样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乱套了。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 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 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反动。 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 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 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然 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 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元气大伤。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看到：中国的国体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 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 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3 GCD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 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 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GCD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 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书中针砭这些幼稚 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的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 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 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 充分的指导（同上）。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而已，其实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 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 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GCD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 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GCD政权---史迪威将 军甚至设想，让GCD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GCD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 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他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GCD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也认为，美国政府可 以向GCD提供武器，与GCD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GCD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 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 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 益（页180）。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GCD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 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GCD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 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 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 衰退。相反，GCD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GCD地区，那里的朝 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一边倒支持国民党政 权。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邹谠教授以显著修辞嘲笑谢伟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愚昧无知，说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性质，这种性质要的就是全部政 权，以便全面改造国家，掌握政权是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页182）。更为显著的是，邹谠指出，谢伟思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犯了常 识性错误---搞错了民主观念的性质，他们竟然以为，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GCD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 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页183）。不用说，何谓民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邹谠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主 理解，高调批判甚至嘲笑谢伟思等人对中共民主性质的理解。但奇妙的是，邹谠在书中别的地方又不动声色地为中共的群众式民主提供有力辩解：回顾历史，事实 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页174）---这话看似在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情形也可能是：邹谠在借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来表达自 己的看法。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可以找到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仅需要对比邹谠对国民党政权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国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为， 这个土壤遭到外国列强两次大破坏。首先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土壤的破坏，这包括中国新派智识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领下自己破坏自家的政制传统--- 尽管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明没遭破坏的土壤就适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对初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外证则可取自邹谠后来 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点正是中共的群众民主的本土性质---用他的话说，这是结构约束下的选择。邹谠指出，西方汉学家往往不能充分注 意到科举制如何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没有废除科举制，中国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废除科举使得中国基层政权出现全面劣质 化蜕变，乡绅衰落、土豪劣绅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结构约束下，邹谠把依靠农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创新：毛泽东合理地说明了 （rationalized）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再阐释》，页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GCD的战时民主政策究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之计，还是GCD基于对结构约束的认识而提出的 长远方针？谢伟思当时就清楚指出，在GCD人那里，搞西式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权宜之策。既然如此，谢伟思的看法怎么又会是犯了常识性大错误呢？邹谠说，谢伟 思并非错在他没有用两党对峙的权力架构这一西式民主观来衡量延安政权，而在于他误判了中共对苏联人的态度。换言之，邹谠把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置换成了中共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尤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他描述说，谢伟思认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达到最终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的， 至少在战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快战后复兴---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谢伟思得知，中共领导人不指望苏联 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唯有美国可能（页186）。邹谠评论说，这样的观点表明谢伟思没有看清GCD人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奇怪的是，写作《美 国在中国的失败》时在1960年代初，邹谠已经知道两个事实：其一，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况中共与莫斯科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 主奴关系；其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为了实现雅尔塔协议的利益，一直拒绝支持中共，反倒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直到国共内战的战略格局完全逆 转，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共。因此，邹谠在书中批评谢伟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是反讽，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外证的话，就让我 们看几条内证：邹谠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奇怪的是，他同时又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 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页190）---在归纳两位外 交官的观点时，邹谠明确把这说成他们的观点（页174）。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在邹谠的书中绝不少见：一方面他批评戴维斯没有看到GCD人的现实斗争策略 与最终目标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赞扬戴维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页181）。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谢 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GCD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页194）；另一方面他又说，戴维斯其实已 经看到，一旦国共组成联合政府，GCD必将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而，要指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压力，明显不可能（页178）。这无异于说，至少 戴维斯没有过低估计意识形态在美国事务中的作用。更妙的是，邹谠自己一方面高调批评美国政治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页208），另一方面又断 言：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抛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受苏联GCD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页51）---这恰恰是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识的表 现。
总结美国对中共的认识时，邹谠说，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页208）。从他对戴维 斯如下看法的评价来看，戴维斯大概属于凤毛麟角一类：戴维斯看到了中共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之间的裂痕，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党 的分裂。邹谠用戴维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由，轻松打发了戴维斯的观察，说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的一种 策略说法（页182）---其实邹谠很清楚，GCD内的确一直存在冲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邹谠当时不便说的中共党内高层冲突，在 他晚年编订的第二部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成了一大重点论题（《再阐释》，页165-252）。《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引用过1944年底（11月7日） 戴维斯从延安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话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者这一 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远远超出了诡计多端的GCD机会主义。（页181-182）
邹谠教授让我们看到，戴维斯不属于事后发难一类......
结语 何谓国际政治中的高尚
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罕见的带感情的评论文字：
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 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 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 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 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页32）(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段话本身读起来就让人觉得高尚和激励人心---让谁觉得高尚？激励哪国人的人心？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高尚，激励我们中国人的人心。从这些言辞中，我 们可以看到邹谠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研究美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决策时的关怀，看到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中国的国家理由。可是，与书中的无数事例对照，我 们再来回味这话，就会感到一种尖锐的反讽，以至于会觉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一部在冷战处境中精心构拟的反讽之作。邹谠教授在书中一再强调，美国使 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设想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一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对华政策中的第一条原则已经实现：各国贸易 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国还为自己保留了搞贸易保护、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自主权，乃至干涉中国货币主权等等，尽管中国人已经 自己为自己争得了独立主权。至于第二条原则，迄今不能说完全实现：一百多年前宣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美国，迄今仍在想方设法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统 一，高调频繁款待西藏独立人士，无视自清中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享有对西藏政教领袖的认可权......战后蒋介石不接收琉球，并不等于美国有理由不按联合国有关 规定让其独立或自治，而是托付给对中国犯下严重侵略罪行的日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凭靠自由主义政 治学传统，邹谠伸张了中国的国家理由，以至于如今看起来像个新左派。如果没法说邹谠是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左派分子，就只能说他的中国心没有因为自由主义 信念和学识而褪色：没有忘记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没有丧失中国智识人应有的基本政治常识。也许可以说，邹谠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这本书，表面看是在为美国政 府总结经验教训，暗地里则是在对美国人施行教育：除了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文明传统，还敦促美国人思考严肃的政治问题：何谓高尚的国际政治。1938 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了一项类似宪法式的宣言《抗战建国纲领》，邹谠在书中引用了蒋介石随后解释这一纲领时讲的一段话：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与仁爱的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 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页36）
邹谠以含蓄的笔法表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于反对任何霸权和所有国家基于平等达成理想的统一这 两条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第二共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样以此为准则）。恢复中国原来的边界是这两条正义诉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诉求，用常识性的话来说，现代 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不要欺负人，遑论欺人太甚。无视这两条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无论哪个大国对中国表示关切，都是居心叵 测。
在前面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说，由于美国的高尚对华政策，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 ---联系到这句话，《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朝鲜战争爆发收尾，堪称笔法高韬的讽刺。邹谠说，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的不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 是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页486）；因为，此时中国GCD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页483）---这 话是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讲的，如果美国迄今仍在封锁台海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感叹邹谠的春秋笔法寓意深远。邹谠清楚地看到，美国介入 台海绝非仅仅是出于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帝的GCD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恢复文明大国形象的抱负，美国则希望能像管制二战中的两个法 西斯战败国那样管制一个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古老文明大国：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纳GCD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便马基雅维利主义地事先强化日本对琉 球和钓鱼岛的托管权---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今美国所谓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用邹谠的眼光来看，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对 美国的利益负责。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诉美国人的是，与西方相遇的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艰难地努力做到对自身的文明理想负责。
中国并未在美国的保护下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技术精良、火力立体得超强的美军而恢复自己过去的伟大 形象。在今天，有中国智识人会说，抗美援朝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战，十多万农民的儿子为挽救一个别国政权白白战死和冻死，得不偿失---老牌自由主义者邹谠教 授却看到：随着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第七舰队跟中国GCD的军队相互对峙，直接冲突或迟或早都很可能要发生（页490）。比这更为深刻的是，邹 谠看到，中共把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之前五十年的侵略过程的重演......正是这种立即有危险的感觉，才驱使中国GCD人采取 志愿军行动（页497）---换言之，美军越过三八线，让中共想起近半个世纪前日本入侵朝鲜后的甲午战争。在今天，这话很可能会被算做左派言论，却的确出 自自由主义政治学家邹谠之口，而且是在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支持的研究项目中说的。当年国民政府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血战数年之久都不敢代表中 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共却在美国派航母封锁台海、轰炸东北边境并扬言要越过三八线时就公开发出警告。邹谠让我们由此得出对比：中共面对美国的威胁与国民党当 年面对日本的威胁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何其相似在于，中国的体质仍然贫弱，甚至更为贫弱，共军的装备面对美军时更远不及国军面对日军时的装备。何其不 同在于，蒋介石跟随英美对日宣战才对日宣战，中共却在苏联从朝鲜撤出军援人员并拒绝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决断对美开战，靠共军的贫弱体力为国 家争得基本的生存之理，恢复了文明大国过去的伟大形象。
邹谠明确地说，美军越过三八线无疑是错误决策，再次证明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盘算方式有问题：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轻率进军，使北京打了一个 划时代的奇袭的胜仗（页490）。所谓奇袭的说法明显似是而非，以减低划时代一词的刺激，因为，北京对美军越过三八线早提出过警告。何况，二十 五万大军的移动要完全保密，从军事上讲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美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的异动。奇袭的说法其实是在给美国人留面子，因为，遭到奇袭的真 正原因是，从麦克阿瑟将军到美军士兵，没谁相信中共军队敢对拥有立体火力的世界头号强师发起攻击。如今，美国仍有政治家评论说：倘若中国志愿军在两次奇袭 得意忘形的美军大获全胜之后停在三八线上，句号就画得完美无缺了。如此说法再次印证了邹谠对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分析，因为，此言堪称典型的美式民主的自负修 辞：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愿停火的首先是美国政府，他也知道，板门店谈判并未把要求美军撤离台海作为一项诉求，更没有涉及中国作为 战胜国对日本的处置权利......但他却不能理解文明古国的仁爱。邹谠教授幸运的是，他已经在1999年去世，没有机会听见几年前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在北京 （！）演讲时说：台海是公海，美军航母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在电视上我们见到，现为美国防长的此公说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 许他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中国教授邹谠的庄严讽刺：何等高尚的政治......□刘小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