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农业大学柯柄生校长批自主招生“不科学”，和全国99.9%的考生无关。这一点可以说是触到了全国各重点学校正在进行的自主招生考试的痛处。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不久前也发表文章，要求“坚持公平公正，深化高考改革”。但是从目前“如火如荼”的自主招生考试场面来看，长期严重不公的招生考试制度好像还很难触动。今年北大等13所全国重点高校举行“联盟自主招生”考试，只是在技术上为极少数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提供了方便，而丝毫没有改变现行自主招生体制的内在不平等。
“自主招生”几个字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中国长期受计划教育体制之苦，造成教育体制的高度政治化和单一化，因而只要一提“自主”或“地方多元化”就能博得一片欢呼。尤其是一些近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浪漫派人士也不分是非地跟着起哄，恨不得取消高考，而不问“自由”是谁的自由？“自主”由谁自主？在部属高校不履行宪法平等责任的前提下谈“自主”，其所带来的“自由”必然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才能享受的歧视绝大多数人受教育机会的特权。
就字面理解，“自主招生”这个概念是天然正确的。问题在于，它在中国的实际意义究竟为何？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浪漫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大学就是为了实现人才的自由发展，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精英主义人士则认为大学教育要为国家培养顶尖人才，两者在自主招生考试上找到了共同点，似乎各校投入那么大的资源和精力命题、考试、阅卷、面试，就是为了挖掘几个能为民族争光的“偏才”“怪才”，其中个别甚或能成为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招生”看上去是一场反对“大一统”的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实际上恰恰是民族主义、国家至上狭隘思维作祟的结果。它和当年拔苗助长的“少年班”试验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真正的人才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竞争的环境中才能成长起来，而主导“自主招生”的思维恰好与此背道而驰。
我认为，今日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仍然是通式大众教育，用某位先贤的话说就是帮助大学生塑造“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这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在高考这根“指挥棒”驱使下，可怜的全国青少年将几乎全部时间都投入奥数、英语、特长训练，在中小学根本没有完成人格塑造，大学总算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国每年录取的大学生好几百万，即使其中只有10%进了985、211重点院校，也有好几十万之众。大学教育乃至招生考试制度显然应该围绕如何将他们培养成引领中国未来的人才，而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只是为了区区几个“偏才”“怪才”。这是为什么我主张北大、清华等精英大学扩招，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享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于那些前来“混饭”的学生，则完全可以根据其考试表现将其淘汰出校门。事实上，大学阶段很难谈得上什么出色的专业成就，平时表现突出的学生也不难发现，他们的进一步培养完全可以委托给研究生阶段。研究生是培养专业人才的阶段，但在我们这里却随着不断扩招而几乎等同于大众教育。
明确了目的，下一个问题是手段。如果全国统一进行的高考不足以筛选考生，大学是可以进行二次考试的；把它称作“自主招生考试”虽不准确，但也未尝不可。关键在于，正如农大柯校长指出，二次筛选必须建立在全国统考的基础上，而且每个学校都可以有自己的卷子，但是必须对来自各地的考生实行“全国一张卷”。当然，从理论上讲，各大高校可以完全不参加全国统考，而自己单独或联合其他高校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出题，但是这样不仅极大增加了众多考生的负担，而且高校自己也不可能承受直接面对全国上千万考生之重。这就决定了现行“自主招生”体制只是徒具虚名，在一般招生考试的严重地域歧视之上加剧歧视，因为获得参加自主考试资格的高中必然因大学自身的能力而限定在极小范围内；这些高中的极少数考生获得高考加分，就成了建立在歧视绝大多数考生基础上的特权。
